不必到成都汇合，而应该经垫江北上，进攻德阳，以此吸引走李特的注意。

    宗岱得知后，依计行事，他领军佯攻德阳，自称有十万大军，令李特大为紧张。李特便分派李荡、李璜、任臧，率军两万人前去抵御宗岱、孙阜，使得成都周遭的兵力大为削弱。罗尚又派从事任明，令他假降李特，以回家探亲为名，到处宣扬援军抵达的消息，各坞堡恐慌，纷纷暗地里向任明投诚，约定于二月十日同击李特。

    此时的李特还沉浸在任明投降的喜悦里，认为罗尚难以支撑，胜利就在眼前。结果二月癸卯这一天，罗尚突然派兵袭击李特，各坞堡云集响应，前后夹击，打了李特一个措手不及。李特此时兵少，连战两日后，难以力敌，只得放弃成都，率军撤退。

    退至新繁时，李特已杀红了眼，他心有不甘，见罗尚大军返回，便试图尾随反击，转败为胜。双方又是大战，结果转战三十余里后，罗尚集结优势兵力，彻底包围了李特，李特遭遇惨败，罗尚一战斩杀李特、李辅兄弟，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大将李远。

    这是自益州流民作乱以来，朝廷取得的空前大胜。李特之弟李流与其子李雄率残部突围，逃回绵竹、赤祖，德阳的李荡也不敢再抵御荆州军，率众与李流汇合，叛军声势大为减小。

    罗尚获胜以后，立刻派使者传信报捷。信使怀报捷之兴，昼夜浮舟，仅三日便自成都抵达江陵，而后又快马加鞭，日行六百里，竟然在短短三日就抵达洛阳。

    司马得知消息后，高兴得不能自已，他拿着捷报，手舞足蹈地来到中书省，对众人宣读此事，并感慨说：“李特为乱两载，祸及六郡，共害死七位太守，真可谓巨枭大贼！罗尚能除李特，亦不失名将之名啊！”

    他当即为罗尚请功，表示要为罗尚进爵封侯。按照惯例，司马先将此事告知邺城的征北军司，等待司马颖的批准。不料等五日之后，司马颖传书至洛阳，商议的竟不是罗尚的封赏，而是改易征南军司一事。

    司马颖在信中表示，益州遭此大乱，民心未定，即使李特身死，想要彻底平定巴蜀，恐怕也需要时间。反观荆州，这些年连年丰收，境内清平，并没有什么设立军司的必要。因此，他建议将征南军司改易到益州，让新野王司马歆领麾下入蜀，一来平定战乱，二来也好专门负责治理巴蜀。

    可此信传到洛阳，司马翻阅以后，不禁与幕僚们面面相觑。

    祖逖性子直，直接点破道：“成都王这是看上了荆州，想要将江汉囊为己有哩！”

    荆州乃是大州，富庶不下于冀州，共有二十二郡，一百六十九县，六十余万户，近四百万人口。近年来巴蜀生乱，又颇有人口流入荆州，在当地频频开垦荒田，使得其更为富裕。司马就是虑及于此，才在荆州重建征南军司。

    而司马颖想要将征南军司改易到益州，很显然，就是为了两个政治目的：一个为了是削弱新野王司马歆，同时又不至于令他过于不满，另一个则是为了把荆州的政治势力清空，好把自己的人手安插进去。

    一旦成功，司马颖便将同时坐拥河北与江汉，其势力之强盛，天下将无人可及。

    司马对司马颖此举并不满意，他对刘羡等人道：

    “十六弟未免有些太急不可耐了。罗尚虽然获胜，但贼寇仍有数万人，想要收获全功，恐怕还要一段时日。他这时便要催新野王入蜀，新野王由奢入检，难免不会搜刮过甚，给国家留下一副烂摊子。”

    因此，他便给司马颖回信，建议先暂缓此事。

    可司马颖并不接受，反而再度传信回来，言辞空前激烈，斥责司马不顾大局，而且有违背事先约定之嫌。司马无奈，他虽心中不满，但为了维护关系，也只能发表诏书，向司马歆下令，命他率征南军司集体入蜀。

    由于诏书于三月壬午下达，此诏书也被之称为《壬午诏书》。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野王司马歆尚未成行，关中又爆发了一件大事：

    三月下旬，秦州刺史皇甫重，公然向朝廷弹劾河间王长史李含，为了清除奸佞，他声称要发兵进攻长安。

    原来，李含在洛阳受挫之后，暂时没有了招惹司马的想法。他劝谏河间王，不妨暂时将目光放到秦州与凉州，加强对陇右的掌控力。尤其是要针对曾投靠齐王司马，对李含怀有敌意的皇甫重。

    皇甫重身为秦州刺史，手下约有三万兵马，又占据陇阪要道，与凉州刺史张轨交好，实是司马的心腹大患。可若要派兵与其交战，正面将秦州拿下，又不是一件明智之举。

    因此，李含便献计说：“我王可以为皇甫重表功，令他到洛阳任职。到那时，他要么奉诏行事离开秦州，要么就只能违背诏令，成为乱臣贼子。”

    司马对此颇有疑虑，问道：“我与长沙王有隙，他岂会从我心意？”

    李含笑道：“长沙王不过借成都王之势罢了，我们只要说动成都王，还怕长沙王不答应吗？”

    于是他立刻派人到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