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路过我家时，我正在门口弹秦琴。

    他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满脸兴趣地说：“弹得不错啊！把你的琴给我弹一下行么？”

    我站起身，把琴递给他，没想到，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娴熟地弹起琴来，指法流畅，曲调悠扬，弹得比我不知好上多少倍。

    我不禁赞叹：“您弹得真好！”他弹完一曲，周围的人都纷纷鼓掌，夸赞郝书记多才多艺。

    他把琴还给我，站起身，笑眯眯地打量着我，询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平时爱读什么书。

    就见过这么一次面，郝书记居然还记得我？

    当时我只觉得，这个人记忆力真好！却未曾想到，我的初恋竟会由此悄然开始。

    我细细打量眼前这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她长着一张鹅蛋脸，皮肤白皙如雪，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宛如两颗明亮的黑宝石，一对辫子又长又粗又黑，如同乌亮的绸缎。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练功服，整个人既透着天真无邪，又带着几分俏皮可爱。

    忽然，几小时前周文对我说的话在我心头闪过：“我是成也女人，败也女人啊！你千万别蹈我的覆辙！”

    还没等我回过神，一群宣传队员就围了上来。

    我定睛一看，呀！这么多熟悉的面孔。

    指导老师竟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蔡老师，他不知何时调到这里来了。

    初中同班同学蔡先明、张如之，初中同级不同班的余光明，他们也曾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队员，余光明还是我的老部下。此外，还有原七建的工友王大友、于文学、熊春来等人。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大力推广样板戏，每个公社都组建了宣传队。

    宣传队的演出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演唱样板戏，还排演各类文艺节目，像歌舞、曲艺、话剧等都有涉及。

    我们公社的宣传队规模颇为可观，有60多人，其中一半是城里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和本地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艺术素养都不错，大多曾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队里有一支相当出色的乐队，小提琴、大提琴、小号、笛子、二胡、钢琴、扬琴、月琴等乐器，都有擅长的乐手。

    此时，宣传队正在紧张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还特意从县文工团请来了一位专业指导老师，协助总导演蔡老师。

    主演是一位名叫余芳的武汉下乡女知青。

    角色早已确定，我被分到了乐队里。

    乐队的负责人是镇上高中的一位吴姓语文老师，他的京胡拉得那叫一个出神入化。

    与此同时，另一个剧组正在排练京剧《沙家浜》，主角郭建光由通用机械厂开小车的周能扮演。

    除了这两个大剧组，还有一些小节目组。

    当时正在排练的小型节目有《洗衣舞》《草原英雄小姐妹》《蝶恋花》等舞蹈节目，以及一些曲艺类节目。

    我来了之后，宣传队加排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快板剧《一条标语》，剧中蔡先明演爸爸，从襄阳下放的知青李书珍在《沙家浜》剧组中扮演沙奶奶，同时在我们这个剧组里演妈妈，我演哥哥，报幕员郝苹演妹妹。

    另一个节目是我们四个男生一起演唱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党叫儿做一个钢强铁汉”。

    宣传队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十分紧凑。

    每天早上，队员们集中练习基本功，练声、吊嗓子、唱音阶。中午、下午和晚上，则分组进行排练。虽说每天的排练有些辛苦，但大家都觉得充实又快乐。

    自打进了宣传队，郝苹便如同被一根无形的线紧紧拴在我身旁，成了我甩也甩不掉的“影子”。

    排练节目时，她理所当然地与我并肩，专注投入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的磨合；而一旦排练结束，众人各自散去休息，她却依旧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我的身后，那股执拗劲儿，仿佛我走到哪儿，她的世界便延伸到哪儿。

    就连每日就餐时分，食堂里座位众多，她却唯独认准了要与我同桌，不管周围人投来怎样好奇或打趣的目光，她都毫不在意。

    起初，我实在有些无奈，终于忍不住开口对她说：“郝苹，你别老是跟着我呀。”

    她却像个得到心爱玩具不肯撒手的孩童，满不在乎地咧嘴一笑，那笑容如同春日暖阳般灿烂，笑嘻嘻地回应道：“我就要跟着你！只要看不到你，我心里就像被挖空了一块，空落落的，整个人都难受得紧。”

    我望着她那纯真无邪、毫无杂质的面容，话到嘴边又被咽了回去，实在不忍心再苛责她半句。

    平日里，她更是兴致勃勃，常常不由分说地硬拉着我，非要教我跳她们女生跳的《阿佤人民唱新歌》和《洗衣舞》。

    我被她扯着胳膊，忙不迭地连连摆手，一脸窘迫地说道：“郝苹，这都是你们女生跳的舞，我一个大男生去学，实在不合适，会被人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