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还制定了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健全封建国家机制，确定了法治的思想，使中央颁布的法令能够被很好的执行，造就了清明的吏治。

    商鞅变法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中心思想变为了重农抑商。

    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将荒地开垦出来让百姓自己耕种。

    这种做法无形中将奴隶社会推进到了封建社会，促进了秦国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使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经济很快地繁荣了起来。

    十分重视军功，将世袭的爵位官职废止，制定了二十等爵制度。

    用军功的大小衡量爵位的高低，在官员的任用上军功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考核内容。

    可以说军功是平民百姓跨越阶级，平步青云的唯一手段，因此军队中士兵个个作战勇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

    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士兵的作战热情，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这些做法都壮大了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衰亡之势，已有预兆。

    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一统华夏，很快的富强了起来，历史功绩不可否认。

    一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秦的灭亡。

    高压政策，执法严酷。

    商鞅在变法中，从重刑主义出发，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刑法。

    在执法者想来，在这样的法律下，人们一旦犯罪，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人人都害怕犯罪后被处罚，所以不敢犯罪，能够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

    其中，最为严酷的刑罚有族刑和连坐法。

    族刑就是最典型的，一人犯罪亲属也会和他一起被处死。

    连坐法是将犯罪的人的父母、兄弟、妻子甚至更广泛的亲属连为一体，有一人犯罪，就会互相牵连，一起被处死。

    商鞅曾经说过“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这种刑罚扩大了处罚范围，除了犯罪的人要被处罚，对他的亲属来说，很有可能是无辜的被处死，这就是商鞅所奉行的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

    可悲的是，商鞅制定了这么严酷的刑罚就是想让百姓不敢犯罪。

    但自己最后却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逃跑后被抓住，处以车裂极刑，全家也被牵连处死。

    秦王朝后来实施暴政，正是因为把商鞅当年制定的法律作为了政治管理的基本原则。

    商鞅变法用激烈高效的政治改革，将秦国快速地推上了强盛统一的道路“为秦开帝业”。

    但与此同时也因为变革措施带来的严厉残酷的政治影响，使秦为政暴虐，为秦国的速亡埋下了祸根，“为秦致亡道”。

    商鞅变法为了排除干扰，确立法家思想的极端统治地位，用法家主张和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儒家等其他各家学派，在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

    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实行愚民政策，：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胜其民者也”，“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民愚则易治也”。

    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文化专制，这种偏激的做法激起诸子百家的对立情绪，失去了知识分子阶层对变法的认同和支持。

    贾谊《治安策》：“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人开始变得世俗功利，虽然能够“并心而赴时”，致使秦国强盛，“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最终兼并天下，统一六国。

    军事实力在当时可谓所向披靡无与伦比，但在文化上“天下大败”，民风败坏。

    已经“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所谓“廉愧之节，仁义之厚”，已经难以复归。

    商鞅变法中忽视了思想文化建设和道德礼仪教化的基本责任。

    只是为了一时的极速发展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短期目标。

    长期发展下去之后，轻教化的弊端日益显著，直到秦朝二世而亡。

    不能说不好，适合之前的秦国，但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就不适合了。

    想改变又变得困难重重。

    大秦就显得岌岌可危了。

    “强行推行，就需要武力去强行镇压了！”铁木真想了想，“六国贵族这个群体数量太大了。”

    “大一统的思想没有深入人心，短时间不仅仅是抵触大秦，六国之间也是相互抵触的。”刘邦说道：“但是因为大秦灭了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