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围着茶几，听着赵修能和彭砚之讨论，表情越来越怪。

    听到官窑，叶兴驰精神一震。

    他再是纸上谈兵，至少知道民窑与官窑瓷器之间的区别：前者几百、几千，撑到头几万。

    但后者，至少也是十几几十万，乃至于上百万。

    之后，又听到“郎窑”，叶兴驰的眼中露出几丝不可思议的意味。

    所谓的郎窑，如果是泛指，即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督造景德镇烧造的官窑瓷器。

    但赵修能和彭砚之已经提过官窑，没必要再提一次。所以这里的郎窑，肯定是特指：郎廷极任督陶官时期，专供宫廷御用的瓷器。

    都是官窑，但宫用瓷和部用瓷，之间隔的是山…

    叶兴驰越想越觉得不对：“老彭，姚启明好歹也有些眼力，这么大区别，他看不出来？”

    彭砚之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是不能说，而是三两句话说不清。

    如果问，官窑五彩与民窑五彩有没有区别？

    答案是有，而且区别很大。

    主是原因是工艺技术，其次是成本：官窑用的土、釉、彩要更好，技术更全面，做工更细致。几相一叠加，就会将优缺点无限放大。只要是资深的鉴定师，稍细心点都能鉴别出来。

    但有一个例外：外销瓷。

    清朝初期，朝廷严格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才重开海禁。

    为了扩大出口贸易，康熙下旨，要求陶督官严格监督外销瓷的生产质量，大致就是官督，民烧。又特意强调，欧洲贵族的定制瓷必须按照官窑的要求生产，包括原料、工艺：

    官窑用什么土，定制瓷就用什么土。官窑用什么釉，定制瓷就用什么釉。官窑用什么工艺，定制瓷就用什么工艺。

    从而导致两种瓷器的差别极小：一模一样的胎，一模一样的底，一模一样的釉。

    但只是小，而非没有：定制瓷用的是民窑的窑炉，陶工用的是民窑工。

    就说一点：官窑烧不好，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定制瓷如果烧不好，轻则挨几鞭子，重一点顶多坐几年沉没成本不一样，导致定制瓷在控温、控火的精准度，塑胎、画瓷、施釉的细致度，都要比官窑差一其它都不提，只说画工：同样的几朵花，让普工画，和让匠师画，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如果这只盘子是新鲜出窑，凭姚启明的眼力和功底，应该能鉴的出来。

    但问题是，这盘子烧出来到现在，至少有三百年。

    虽然中间在密封的环境中存储，但只是其中的一段时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正常环境中存放的。而这个时间段，至少是上百年，上百年的氧化，外在区别已经小到了几乎靠肉眼鉴别不来的程度。到这一步，凭眼力已经没办法鉴别，而是要靠经验和知识储备：随着时间，可以同化的有哪些，不能同化的又有哪些。

    赵修能的经验够丰富，彭砚之的知识储备够多够广，即便如此，两人也只是怀疑。要说他们把握有多大：顶到天也就百分之十。

    关键的是，自从康熙开海禁到清朝灭亡，从来没有过官窑烧造外销瓷的历史，更遑论御窑？如此一来，原本一成的把握，可以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一个搞不好就会闹笑话，哪怕姚启明这么怀疑过，也不敢讲出来。

    “那这个呢？”叶兴驰指了指旁边的几张鉴定证书，“乾隆中和康熙中，中间隔着上百年，用机器也能鉴错？”

    彭砚之点点头：还真有可能鉴错。

    就说一点：这玩意至少密封保存了上百年，无光无氧无照射。连光都没有，它从哪里吸收辐射？所以，机器鉴定这东西是乾隆中，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省收藏家协会敢说这是乾隆早期，海关缉私局文物鉴定中心敢说这是雍正时期，靠的绝对不是机器，而是经验和眼力。

    他和赵修能之所以这么肯定，凭的就是经验：乾隆时，景德镇的麻仓土已所剩无几，平时的御用瓷器都用的是高岭土。

    但凡能找到点麻仓土，一律存储起来，直到皇帝、太后和皇后寿辰才会拿出来烧造寿礼，绝不可能给外国人烧瓷。

    所以，这东西是肯定是乾隆前。

    其次，釉料：康熙时，金红用的是xz辰砂加金粉。到雍正时，因为皇帝修道，辰砂一律换成了练丹的朱砂。

    两者成分都是硫化汞，但前者是天然矿物晶体，后者是矿石经过物理方法炮制而成。用做釉料时，会有细微的色差。

    只此一点，康熙朝无疑。

    叶安澜眼睛发光，问出了她最关心的问题：“彭叔叔，如果估个价格呢？”

    估价？

    彭砚之撮了撮牙花子：“不好估？”

    “啊？”叶安澜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