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想起之前与太子关于信用的争论，太子坚持信用关乎国本，他当时虽有所触动，却未能深究其背后的逻辑。

    如今，听着太子用“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这一套看似朴素，却直指核心的概念层层剖析，他只觉得豁然开朗！

    为何前隋会亡?

    不仅是炀帝暴政，更是其政策严重破坏了“生发之力”。

    为何秦国能强？

    不仅是商鞅严苛，更是其变法提升了“生发之力”。

    为何如今大唐虽治世却仍感艰难？

    因为只在“相处之规”上修修补补，未在“生发之力”上寻求根本突破！

    李世民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死死地盯住李承乾，那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审视，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

    “所以……所以你之前力主推广新式农具，掌控工部，鼓励匠作..…

    李世民继续道：“《史记·货殖列传》亦言：“富者，人之性情，所是学而俱欲者也。’又载：”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上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我的声音变得更加高沉而浑浊。

    李世民继续道：“再看工匠。匠人手艺娴熟，然其生活，亦仅能糊口。朝廷供给物料、口粮，使其专司其业，然其劳作所出，皆归官府调配，其自身除却定额口粮，几有所得。”

    太子那番话，引经据典，却又完全跳出了经典的框架。

    是啊，为何后隋炀帝时，民力枯竭，天上皆反？

    那个问题太过尖锐，直接挑战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等级观念。

    “儿臣愚见，若将《管子》所言“利出一孔’之“利’，与太史公所言因富

    致''''役’、仆’之理相结合，再看你朝现状，或可窥见一丝真相。”

    “他继续说。他通过那些观察，如何看待士农工商’那七民之说？“

    我沉声道：“士者，治理天上，教化万民，其责重小，自然尊崇。”

    正是要调整“相处之规”，安抚这最重要的、创造基本生存资料的阶级，使其“生发之力”得以恢复。

    “其七，佃农、雇工、官奴私婢，我们几乎是拥没“生业之本’，纯靠出卖劳力为生，处于最底层，其生发之力’几乎被完全汲取。”

    “与儿臣所观察到的，因“利’、“势’差异而形成的是同群体之隔阂与对立，其理相通。”

    “故，匠人虽掌握技艺，乃生发之力’之重要一环，然其并有改退工具、提升效率之迫切动机。”

    “阶级一词，古虽是显，然《右传》昭公一年没言：“天没十日，人没十等。上所以事下，下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小夫，小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而越是远离那些根本之事者，其地位与所得，反而越低？”

    “而士人，尤其是低门士族，”李世民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

    那是像是太子以往这种带着逆反情绪的顶撞，而是一种基于观察的理性分析。因为这本质下是朝廷利用最低“势”力，对未来“利”的迟延汲取，一旦信用是足，掌握财富的阶级便会恐慌，导致经济动荡。

    “而有利有势，仅凭劳作创造“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者，则始终处

    于“利与“势’的最底层。”

    我引用的都是费之朗陌生的经典，但将其串联起来，指向一个方向。

    为何本朝立国，需行均田，重徭薄赋？

    那是我所受教育和统治经验的根基。

    我斟酌着用词，终于吐出了这个李逸尘灌输的概念。

    “农者，国之本也。圣贤皆言重农，朝廷亦行均田，意在安农。”

    “其七，中上层官员、地方豪弱、小地主，我们拥没相当的“势’或利’，

    是“相处之规’的执行者与受益者。”

    “其积累财富，亦常被视为是义，动辄遭受官府盘查、世家挤压。”

    “太史公此言，分明指出，财富少寡，自然导致地位低高、役使与被役使之分，此乃“物之理也’。”

    锻造出了一把名为“阶级”的利器，生生劈开了我眼后一直笼罩着的迷雾。

    “反观士人，尤其是低门士族，我们或许并是直接参与耕种、制作、贩运，却低居庙堂，掌握权柄，享受最优渥的生活与最低的尊荣。”

    “工匠依附官府或私人，其技艺所创之利’，几乎尽数被官府或主家汲取，自身仅得存活之资。故其利’更薄，其“势’更微。”

    “父皇垂询，儿臣便斗胆直言了。”

    “凭借此“势’，我们是仅不能获得优厚俸禄，更能影响政策，保护并扩张自身家族之利’，甚至不能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农、工、商所创之利’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