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更精彩！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但李红心并不知足。在他眼里，司法局局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权力远不如公安局局长，实惠也少了很多。尤其是1998年，原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副县级待遇后，他的心理失衡更加严重。“他觉得那个副县级待遇本来应该是他的，是组织上剥夺了他的机会，”甄某后来交代说，“他经常在家喝酒，喝多了就骂，说领导偏心，说社会不公。”

    仕途的失意，让李红心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就在这时，一个昔日的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入股开铁矿。“红心，你官也当到头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朋友说，“我搞铁矿开发，你入个股，赚了钱肯定亏待不了你。你是局长，在县里有面子，有什么麻烦事你帮着疏通一下就行，矿上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个提议让李红心动了心。他知道政法干部不允许经商，但转念一想，“股份放在朋友名下，只要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就算被发现，顶多也就是违纪，以我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重处分。”他立刻答应了下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投入了铁矿。

    为了让铁矿顺利运营，李红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到国土、安监等部门疏通关系，帮朋友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原本以为能靠这笔投资赚大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由于铁矿品位低、管理混乱，再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不到两年就赔得一塌糊涂，他投入的5万元血本无归。

    金钱梦的破灭，成了压垮李红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反思自己经商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组织和社会身上。“如果不是组织上不重用我，我也不会去搞什么投资；如果不是社会不公，我的铁矿也不会赔钱。”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安宁！”

    报复社会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他开始琢磨如何制造一起“大事件”，让中央和省里都关注，让那些“对他不公”的领导“倒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自己的怨气，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审讯人员说。

    要制造“大事件”，就需要帮手。李红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庆虎。王庆虎是邢台县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副科长，和李红心是宋王庄乡的老乡，两人私交很深。46岁的王庆虎，官不大，但为人仗义，爱结交朋友，因为单位事情不多，他以家属的名义开了一家名叫“聚仙阁”的饭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但饭店的生意并不好。1998年的邢台，大小饭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个小县城就有上百家饭店，竞争异常激烈。“聚仙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房租、人工成本压得王庆虎喘不过气。“他经常跟我抱怨，说工商局、税务局只收钱不办事，不控制饭店数量，让他没法活，”李红心交代说，“他还说自己官升得慢，钱赚得少，都是因为没后台。”

    李红心知道，王庆虎对社会也充满了不满，而且自己平时经常带客人去他的饭店消费，帮他拉生意，王庆虎肯定会卖他这个面子。1998年夏季的一天，李红心约王庆虎在“聚仙阁”吃饭，酒过三巡，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庆虎，我想干一件大事，制造点动静，让上面的人看看。”李红心压低声音说，眼睛盯着王庆虎。王庆虎愣了一下，随即来了精神：“李局长，你说的是啥大事？只要能出这口气，我跟你干！”

    看到王庆虎这么痛快，李红心放下心来。“这事不能急，得稳妥，”他说，“我先想办法搞炸药和爆炸装置，然后咱们找机会行动。爆炸地点我想好了，最好是市委或者市政府，这样影响最大。你平时多留意一下市委的情况，咱们再定具体方案。”王庆虎连连点头：“没问题，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那天起，两人就开始秘密筹划。1998年10月，李红心以“炸鱼”为名，从朋友合资的铁矿索要了34管炸药，共计6.9公斤；随后，他又让妻子甄某冒用石料厂的名义，从爆炸物品管理站购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他把其中1袋炸药存放在了王庆虎的“聚仙阁”饭店里，其余的则藏在了自己的亲戚家。

    炸药有了，还需要爆炸装置。李红心想到了自己的堂弟李永新。李永新原本是邢台市机电学校的职工，生性暴躁，1982年严打期间，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李永新服刑期间，李红心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还通过关系帮他在监狱里争取减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