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亚瑟所言，其实早在大选开始的第一周，他就已经确信了辉格党的失败o

    因为他的关注点从来不在表面如火如荼的选战，而是辉格党的应对策略。

    在保守党内，只要以皮尔为首的中央党团不点头，保守党成员就无法从党组织获取任何政治资源。

    但是在辉格党内，保持山头主义做派的成员依然大有人在。

    况且墨尔本内阁原本就是一个由辉格党丶激进派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共同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就更没办法在大选来临时集中力量打击保守党的弱点。

    原本亚瑟觉得，保守党能在这次大选中拿下七成激战区就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但现在看来，辉格党极有可能要面对激战区全败的局面。

    甚至于，就连那些向来被视为辉格党基本盘的城市选区，如今也不再一味偏袒他们了。

    尽管北部工业城市的选民无法赞成宪章派的主张，但他们同样愤怒于辉格党引发当地局势动荡的做法。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主张秩序与和谐丶承诺解决经济困局的保守党就成了他们的唯一选项。

    当然，如果仅仅以个人观察来推算大选的走向，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但墨尔本内阁近期的做法，却实打实得验证了亚瑟的判断。

    在选战前景堪忧的局面下，辉格党除了发动自由派媒体宣传造势以图挽回败局外，最明显的动向居然是进行政府内部的大规模职位轮换。

    很显然，这并非为内阁注入新力量，而这场人事调动的目的也令人十分费解。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墨尔本内阁距离倒台已经不远了。

    既然如此，进行职位轮换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呢？

    难道他们觉得通过流于形式的表演，便能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吗？

    当然不是。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变动大多属于晋升性质，每位成员都获得小幅提拔，从而保证他们在政府解散前取得更高职衔。辉格党的成员们正急于抢占某些职位，以便在他们重新执政时，凭借这些曾经的头衔获得更高的权威。

    如此一来，待到政党轮替再度来临时，他们就能以专业政治家的身份登场，以便将自己和那些资历浅薄者区分开来。届时，他们每个人都能依据官方文档记载的职级向党派索取相应的职位。

    既然辉格党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考虑“身后事”，并为下次执政的分赃行动积极做准备了，那这样的政党又怎么可能有胆气，去与破釜沉舟的保守党一战呢？

    尽管舰队街的唇枪舌战还在继续，《泰晤士报》每天都会断言某某保守党候选人的成功已经注定，而《纪事晨报》和《环球报》则同样自信地保证某人毫无机会。

    但大部分报纸实际上只是在刻意迎合自家读者群的口味而已，而《纪事晨报》和《环球报》持续不断的亲辉格报道除了不断做低他们在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优先名单上的排位以外，对于大局毫无影响。

    大选

    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保守党会不会赢这个问题了。

    现在要讨论的是，保守党这次究竟会赢100席，还是赢150席。

    因此，亚瑟早已不再关注保守党能否上台执政，而是关注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重回执政地位。

    自他1829年添加苏格兰场以来，12年时间，6次大选，平均每届政府的持续时间只有2年。

    说实话，亚瑟对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把戏已经有些厌倦了。

    因为只要回顾过去这些年的英国政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所有重大改革措施几乎都是由那些任期在四年以上的政府做出的。

    而辉格党过去12年来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也都是集中发生在1830到1834年的格雷内阁时期。

    尽管格雷伯爵推行的这些改革具体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评价，但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上，他确实在竭尽所能地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为此，亚瑟甚至还在伦敦塔下吃了一颗子弹。

    但现在看来，他为《议会改革法案》挨的那颗子弹，可能白挨了。

    因为正如《旁观者》批判的那样，1841年大选可能会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一次大选。

    实际上，在这次大选中宣布退选的许多候选人都是出于财务原因。

    这也一度成为保守派媒体攻击的焦点，他们直言《议会改革法案》是“将面包抛向水面”。

    因为在1831年的时候，在加顿购买五张选票都被视为骇人听闻。而在1841

    年，贿赂整个选举团体居然被视为理所当然。辉格党之所以要推动《议会改革法案》，不过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金主，那些金融城银行家丶进出口贸易商要远比保守党的地主和教士们更有钱。

    而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甚至连廉价杂志《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