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厅对亚瑟有这样的印象倒不奇怪，毕竟在亚瑟于内务系统任职期间，英国警务部门几乎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古典迈向现代、从受人唾弃到备受尊重的转变。

    或许对于伦敦市民来说，这样潜移默化的转变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是对于那些外国游客来说，伦敦警察展现出的职业素养常常会令他们赞不绝口。

    尤其是那些来自法国或德意志邦国的访客，当他们将伦敦警察与家乡警察作对比的时候，经常会得出“英国警察堪为世界楷模”的结论。

    伦敦的人口几乎是巴黎的两倍，是纽约的四倍，是柏林的五倍，是圣彼得堡的六倍，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居民加在一起，也不及伦敦的人口数量。

    然而，在这样一座人口绸密的城市当中，伦敦警察却能在低武装的前提下取得如此显赫的治安成就，这难免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

    但是，如

    因此，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原则，将亚瑟调任海军部第二秘书貌似也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人事任命决定。

    在外行人看来，不论是从人员组成还是负责业务分析，海军部都是比内务部更小的部门，因此搞得定内务部的黑斯廷斯肯定也能在海军部如鱼得水。

    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

    尽管内务部业务繁杂，下属部门与分管事项众多，但内务部的集权程度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海军部。在内务部，内务大臣是部门当之无愧的绝对内核，尽管在推进改革措施时，难免会引发地方政府的对抗情绪，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内务大臣能把内阁和议会的工作做通，许多改革短期内便能看到成效。因此，内务系统的变革通常只需要一位懂得运用手中权力的强人出任内务大臣。

    。不夸张的说，皮尔的八年任期实际上解决了之前英国八十年都没解决的一箩筐问题。

    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如果把皮尔放到海军部，他多半是没办法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因为海军大臣虽然是英国名义上的海军最高领导，但在具体操作上，海军部实际上是个散装部门。四位海务大臣、两个海军部秘书和海军民事大臣，大伙儿各管一摊。

    而海军大臣的工作，如果往好听了说，叫做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往难听了说，那就是无论干点什么都得先征询海军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

    当然，在海军部受到掣肘的倒也不光是海军大臣一个人。

    海军部委员会的其他几个人在执行各自工作时，实际上也没办法在某项具体工作上绕过某个具体的人。打个比方，如果他们想要与下级船坞通信，唯一的沟通渠道便是通过船坞专员转呈委员会决议。而这种“19世纪极简主义”部门作风的优点和缺点也非常显而易见。

    优点是海军部的人事经费支出可以勉强令议会和财政部感到满意，而缺点则是使得海军部的“无限权力”实际上是分散于各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小办事员手中的。

    尽管在崇尚自由的英国，海军部的生态貌似非常符合英国的社会氛围，但是对于任何一位希望在海军部大展宏图的政治家来说，19世纪还在部门里面搞分封疑似有点太复古了。

    水手国王威廉四世在还未继承王位时，便曾短暂出任过海军大臣，并一度试图扭转海军部的散漫作风，他一度废除海军部委员会试图大权独揽。

    然而，实际变化却比想象的要小。

    尽管威廉四世热情高涨，以“让皇家海军永远伟大”为己任，但他在海军部依然受到一个由四人组成的顾问团的制约。

    任何实质性决定都必须得到至少两名顾问的支持，方才大概率会得到执行。

    没错，是大概率得到执行，而非一定会得到执行。

    并且，威廉四世试图在海军部搞“独裁统治”的做法很快便遭到了内部守旧派的“打击报复”。他上

    或许是因为议会改革带来的改革之风实在太盛，格雷厄姆推行的改革措施居然难得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格雷厄姆的强势主导下，海军部的事务官与政务官彻底分离，合并重组了大量部门，并终于迫使冥顽不灵的海军部点头同意引入复式记账法核对账目。

    或许是因为这次改革过于成功，以致于许多人都把改革后的海军部称为“格雷厄姆海军部”但遗撼的是，随着格雷伯爵在1834年辞职，格雷厄姆也离开了海军大臣的岗位，而在之后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墨尔本内阁中，这位海军部近一个世纪来的最大改革者也没能得到任用。

    不过，在转投保守党之后，格雷厄姆不止重新入选内阁，而且还得到了首相皮尔的重用，成功拿下内务大臣这个内阁三大宝座之一。天国男孩

    说来滑稽，海军部的改革者去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