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时，才会与主流意见相左。无论何时何地，《泰晤士报》

    始终致力于维护新闻行业的批判特权，并以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清醒，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来捍卫这种批判性立场。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政治立场极为善变，然而读者却始终不愿抛弃他们的全部奥秘。

    因为这家报社总能精准无误地抓住对英国有利的事物，无论这对域外国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国能从道德立场中获利，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丶宪政丶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徜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徜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着务实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着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道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徜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徜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着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徜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丶煤炭丶钢铁丶选票丶议席丶报纸上的社论，甚至大臣的名誉，然而正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卖，所以每一个买主又不得不维持市场本身的信用。

    这就是伦敦最令我惊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则供奉在神坛上，然后又在神坛背后偷偷违反它。

    英国人则把原则摆在柜台上，标明价格，收下钱以后反倒认真维护起柜台的体面来了。

    维尔纳，我不敢说我喜欢这一切，但我必须承认，我正在被这一切吸引。

    这大概就是布莱克威尔先生跟我说的“英国式的务实”吧？

    维尔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提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国。

    前天下午，亚瑟爵士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对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打算在毕业后找一份与电报相关的工作。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亚瑟爵士听到这话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离开办公室后，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替我办理从哥廷根大学转入伦敦大学的手续了。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你把我送到了门口。

    现在，轮到我亲手推开这扇门了。

    永远感激丶敬爱你的弟弟，卡尔1841年12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