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

    波兰流亡政府格言

    当然，波兰复国主义热情的衰退倒也不能全都怪到健忘的英国人民头上。

    因为通常来说，这类异国政治运动能否顺利延续，在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所在国的政治环境。英国民众之所以在1832年狂热的支持波兰复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正值英国议会改革期间，当时英国国内对于专制主义的厌恶几乎来到了历史最高点。

    因此，当普通市民看到波兰被俄国吞并，波兰的自由宪法遭到废黜时，他们很难不联想到自身的境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与其说他们是在支持波兰，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支持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毕竟，指桑骂槐这种行为在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表面上你是在骂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但实际上你骂的是谁，亚瑟爵士还能不清楚吗？

    而在1832年议会改革通过后，英国人民心中该出的恶气也出的差不多了，对于波兰的兴趣自然大不如刖。

    可英国人胸中积攒的火气都已经泄了，但法国人民心里的这股邪火却还憋着呢。

    正因如此，在1832年后的几年中，长期活跃在伦敦的几位波兰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才会相继迁居巴黎，并开始将巴黎作为复国主义运动的新活动中心。

    说到这里，许多人或许会质疑，说起对专制主义的憎恶，难道德意志人不应该更甚于法兰西吗？没错，相较于法兰西，德意志地区可谓是苦专制主义久矣，但是，你必须考虑一个前提，如果波兰流亡者真的跑去柏林。而在法兰西，至少法兰西人的“立宪国王”利普还是得立个自由民主的牌坊的。

    至于英国这头，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辉格党一早就看这帮波兰人不顺眼了，但由于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大旗，所以在辉格党的任期内，尽管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始终秉持着“提供帮助以外一切支持”的理念，可至少他们没有对波兰复国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

    尽管政府对波兰复国主义长期爱答不理，但他们也对波兰之友文学协会构建的大规模亲波兰阵地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波兰》、《赫尔波兰纪事》、《波兰流亡者》等波兰复国主义期刊照例出版，日复一日的向英国读者传播着波兰的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

    扎巴、扎莱斯基、戈莫申斯基、加文茨基等波兰民族主义者长期活跃在英国的社会各界，并通过巡回讲座的方式向英国民众介绍十八世纪末波兰遭到瓜分的历史，以及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的相关事件。加文茨基更是在其着作《波兰史纲要》中直言不讳地宣称：“这部献给英国人民的作品，是为了让英国对波兰的兴趣保持下去，直至伟大的英国人民愿意积极援助波兰人民，从而帮助恢复我们的祖国。”总而言之，虽然辉格党对波兰复国主义态度冷淡，但最起码他们也没有限制波兰人的活动。可是，在1841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不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社会经济状况也开始转变，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待波兰的态度也变了。

    众所周知，保守党素来与欧洲革命者不睦，因此，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上任后便明确表示：“波兰人几乎不可能从保守党政府获得支持。”

    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经济困境，也使得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与十年前相比，当下的英国民众更愿意将有限的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

    同样是对波兰流亡者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十年前这项举措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但十年后的现在，这笔几乎微不足道的援助却遭到了激烈批评。

    就在不久前，一位署名“安格利库斯”的读者还在致《泰晤士报》的信中写道：“为了自由主义之名，难道我们本国的苦难同胞就不配得到自由派的同情吗？我不是一位没有道德感的人，我同样对波兰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在解除我们自己同胞的苦难之前，请让波兰人在波兰本土或其他能获得救济的地方寻求帮助吧。”

    事实上，向来以强硬着称的尼古拉一世愿意主动放下成见，与英国达成和解，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国政治风气的转变。

    作为一位真正的专制主义君主，尼古拉一世怎么看辉格党都觉得不顺眼，而辉格党对待波兰复国主义的态度更是大大触怒了这位北境之王。

    过去十年中，俄国之所以如此敌视英国，有相当比例的原因都要归结于英国的执政党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辉格党。

    尽管在亚瑟看来，辉格党的自由主义成分在其执政的中期便已大大削弱，各项改革陷入停滞，口号与行动经常左右脑互搏，以致于辉格党的自由主义都快变成行为艺术了。但遗撼的是，辉格党想忽悠的英国老百姓没上当，反倒是远在彼得堡的沙皇真被他们忽悠住了。

    为了保卫印度，英国的辉格政府试图拿下阿富汗，将俄国的扩张阻断在中亚。

    而在俄国那头，为了抵御自由主义邪恶势力的侵袭，沙皇也下令必须在中亚构筑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