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上，从右往左看了一遍，又从左往右看了一遍，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看正面。最后她把缎子举到灯下，眯着眼看了很久。

    “你们过来看看。”她忽然说。

    四个绣娘都围了过来。孙姨凑得最近，看了两眼就啧啧出声：“这兰草跟真的似的，风一吹怕不是会动。”赵姨没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摸了摸绣面，指尖从花瓣上划过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那是手艺人在揣摩同行针法时特有的表情。

    马姨看了一眼，没发表意见，转身回了自己工位。

    只有周姨站在原地，盯着那丛兰花看了很久很久。最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

    “后生可畏。”

    那是周姨在锦芳绣坊做了十几年，第一次夸一个新人。

    阿贝低下头，耳朵尖悄悄地红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兰花交活之后，秦姐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急单交给阿贝。不是那种能放在橱窗里招揽客人的高档绣品，而是客户催得紧、利润薄、别的绣娘不愿意接的“鸡肋单”——隔壁茶楼定做的桌围、布庄老板娘要的嫁妆盖头、洋行买办太太一时兴起要的一打绣花手帕。这些东西不挑手艺，只抢时间。

    阿贝来者不拒。她白天做，晚上做，有时做到后半夜，天井里的枇杷树上落了霜，她的手指冻得通红，就放在嘴边哈两口热气继续绣。秦姐半夜起来上茅房，看到小隔间的灯还亮着，隔着窗户缝看见阿贝佝偻着背趴在绣架上，外头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印花布衫子。

    秦姐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饭，阿贝碗底又多了一个荷包蛋。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个月。阿贝渐渐适应了沪上的节奏——走路要快，吃饭要快，连说话的尾音都要收得短，不像水乡那样一句话要在空气里荡三荡。她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沪语，至少去买菜的时候不会被菜贩子多收钱；她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招工广告，虽然那些洋行、商号都用不着一介绣娘；她还学会了在听到“乡下人”三个字的时候面不改色地低下头，继续手里的针线。

    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事。

    最难的事在绣坊里面。

    马姨开始有意无意地找茬。先是说阿贝绣架占的位置太大，挤了她的光线；又说阿贝洗布料的时候水溅到天井地上，害她差点滑倒；后来索性在吃饭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有些人啊，仗着自己年轻手快，把店里的活都抢了，我们这些老骨头喝西北风啊？”

    那天桌上安静了一瞬。孙姨低下头扒饭，赵姨照例不吭声，周姨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汤，看了马姨一眼，没接话。

    秦姐放下筷子，声音不大，但整个桌子都听得清清楚楚：“店里的活是分派的，你要嫌少，我给你加。”

    马姨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但没敢顶嘴。秦姐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平时话少，一旦开口就是板上钉钉。

    阿贝端着碗站起来：“我吃好了。”转身回了小隔间。

    她坐在床沿上，把那半块玉佩掏出来攥在手心里。玉佩的断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她用手指一遍一遍地摩挲着那道参差不齐的断口，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在水乡的时候，她以为最难的事是阿爹的医药费。到了沪上才知道，比缺钱更难的事多了去了——比如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有人看你处处不顺眼；比如你把活做得越好，越有人觉得你碍事；比如你想解释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你连一个“我们”都算不上。

    她把玉佩贴在额头上，凉意顺着皮肤渗进来，心里的燥热渐渐平息了一些。

    “没事。”她对自己说，“阿爹说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才哪到哪。”

    窗外，枇杷树的枯叶被风刮得沙沙响。

    第二天一早，变故就来了。

    秦姐打开店门，还没来得及挂出营业的牌子，门口就停了一辆黑漆锃亮的福特汽车。车门开处，先下来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紧接着又从后座下来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俊朗，眉眼间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穿长衫的中年男人阿贝不认识，但那个年轻人她见过。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那天在码头上帮她拦住扒手的那个年轻男人。那天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学生装，站在人群里像一棵被风吹不动的树。他看了她一眼，说了句“当心点”，然后转身就走了，快得她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现在他站在锦芳绣坊门口，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筛下来，在他的肩头碎成一片斑驳的光影。

    “秦老板。”中年男人推门进来，递上一张名片，“鄙姓周，齐氏商行的管事。这位是我们少东家。”

    齐氏商行。阿贝听说过——沪上最大的丝绸贸易商，江南一带的蚕丝有一半是从齐家的商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