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厅里安静了下来。古琴上的松弦被窗外灌进来的风吹得嗡嗡作响，远处码头上传来船工卸货的号子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有人在替这场谈判打拍子。

    黄老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端起盖碗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叫人续水，只是把碗盖在碗沿上轻轻地磕了三下。熟悉他习惯的人都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他在做一个不轻松的决定。

    “你知道我为什么姓黄吗？”他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阿贝摇头。

    “我爷爷是长毛之乱时从江北逃过来的，在西塘码头上扛了二十年的大包，最后累死在码头上，连一口棺材都没有。我爹在码头上给人撑船，被船主用船桨打瘸了一条腿。到了我这一辈，我发了誓——绝不让黄家的人再看别人脸色吃饭。我占码头，不是图那几条破船，是为了争一口气。”他把盖碗放下，看着阿贝，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种她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情绪，“你这丫头，也是一个争气的人。我收拾你爹跟碾死一只蚂蚁差不多，但我不碾你。不是因为怕你那个什么关系名录，是因为你敢一个人走进这个门。这叫胆色，我黄老虎这辈子最认胆色。”

    “我不需要您认胆色。”阿贝把三样东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条案上，然后退后一步，站直了身体，“我只需要您给西塘码头留一条活路。码头还是您的码头，规矩还是您来定，但渔民们不能走。没有渔民的码头，只是一条死河。”

    黄老虎站起来，背着双手走到阿贝面前。他个子不高，但站在那里自有一股压迫感，像是被岁月和暴力共同锻打出来的一块生铁。他低头看着阿贝，看了足有十几秒，然后转身对门口的黑脸护院说了一句话。

    “去跟码头上的人说，老憨家的棚子不拆了，码头费减三成。”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去给老憨看看腰。”

    护院愣在原地，嘴巴张了张，想说“这不合规矩”，但看到黄老虎的脸色，硬是把话咽了回去，转身跑了出去。

    阿贝微微鞠了一躬。“多谢黄爷。”

    “别急着谢。我有条件。”黄老虎重新坐回太师椅，伸出三根手指，“第一，你那个什么绣品作坊，不用等将来——现在就要办。你出技术，我出地盘和人，赚了钱三七分，我七你三。第二，你在上海那边的关系，我要用的时候你得帮我牵线，不白用，每次给你算佣金。第三——”他的手指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缓缓收回去，语气忽然变得不那么像谈判了，“你以后如果在上海混出了名堂，逢人说起西塘的时候，就说一句——黄老虎这个人，还讲道理。就这一句，你口头还我就行。”

    黄老虎这三根手指折下来，条件其实不算苛刻。三七分看着狠，但他出场地出人力，承担了最大的风险。至于佣金，等于默认了她的关系就是她安身立命的筹码。最后那条更像在跟过往的自己较劲——他什么都有，唯独没人说过他“讲道理”。他要的偏偏就是这个。

    阿贝看着眼前这个被西塘人骂了十几年的恶霸，忽然觉得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不是好人——打断她爹肋骨的人当然不是好人，欺行霸市的人当然不是好人。但他也不是那种纯粹的恶人。他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自己练成了一头老虎，到头来却想让别人说他一句“讲道理”。一个人能在打打杀杀的同时，还惦记着要这一句评价，就说明他心里还有那么一小块地方，是留着做人用的。她决定赌一把——不是赌他的良心，而是赌他刚才所有的谈话里，他最看重的不是钱，是名。

    “成交。”她伸出手。

    黄老虎看着她的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客厅里回荡，震得古琴上那两根松弦嗡嗡地响。他伸出手握住了阿贝的手，他的手掌粗糙有力，满是老茧，握上去像握住了一张用旧了的砂纸。他的力道很大，但握得很短，是一种克制的、不失体面的握手方式，显然是从省城那边学来的。

    “你这丫头，比码头上那些软蛋强多了。你要是男儿身，我就留你在我这儿当个副手。”

    “我要是个男儿身，今天就不用来跟您谈条件了——直接扛着鱼叉打上门了。”阿贝抽回手，表情依然平静，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露出今天进门以来的第一个笑容。

    黄老虎被这句话噎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响了，笑得连连摆手，说你快走吧，再让你待下去，我这客厅里的规矩都要被你改完了。阿贝捡起帆布袋，把条案上的银元收回袋子里，那个小本子没有收。她把它留在条案上，是今天给黄老虎的诚意，也是一道押上去的筹码。然后她把那半块玉佩重新挂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迈出了黄家客厅的门槛。

    门外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她脸上，她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那件深蓝色的洋装套裙贴在背上，凉飕飕的，像刚从西塘河里捞起来一样。她刚才在黄老虎面前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那是她在上海学到的另一项本事：不管心里多慌，脸上永远风平浪静。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