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边修木桶的老太太，眼泪滂沱地看着她耳朵上的一个小豁口，哭到整个人都在发抖。这不是大户人家落魄的样子——这是她的亲娘。和菱湖镇那个养母一样，被生活磨糙了手、被岁月染白了头、却还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护着这个破烂院子的，她的亲娘。

    林氏踉跄着走过来，走到阿贝面前，伸出一只手，颤巍巍地想要碰她的脸，可手指在离她面颊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好像怕一碰就碎，怕这只是一个梦，怕和过去二十年里无数个惊醒的午夜一样，伸手摸到的只有空荡荡的黑暗。

    “你摸摸。”阿贝忽然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是真的。我从菱湖镇来，坐了三天船。船票还在我包袱里。”

    林氏的手指终于落了下来。粗糙的指尖从阿贝的眉骨滑到颧骨，从颧骨滑到下巴，最后停在她右耳的豁口上，反复摩挲着那个小小的凹陷，像在摸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然后她一把将阿贝揽进怀里，哭得撕心裂肺。

    阿贝被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林氏比她想象的要有力气得多——这个被抄家、丧夫、失女、在贫民窟里挣扎了半辈子的女人，胳膊上的肌肉硬得像石头。她趴在林氏肩头，闻到一股煤油灯、铁锈和旧棉布混在一起的气味。她想叫一声“娘”，可那个字到了嗓子眼里打了个转又咽回去了。她还叫不出来。但她没有推开她。她只是把下巴搁在林氏的肩窝里，闭上了眼睛。

    过了很久，林氏才松开她，退后一步，看看她，又看看莹莹，再看看她。一模一样的脸，一个穿着粗布衣裳，一个穿着素青旗袍，肩并肩站在她面前。她忽然转过身，朝屋里喊了一声——“出来。都出来。”

    厢房的门帘掀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的左腿是瘸的，右手拄着一根竹杖，头发白得像雪，可腰杆还是挺直的。是莹莹的父亲——也是阿贝的父亲。莫隆。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门口，把竹杖攥得咯吱咯吱响，把阿贝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嘴唇翕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他说的不是“你回来了”，不是“我好想你”，不是“你长这么大了”。他说的是——“你和你娘年轻时，一模一样。”

    阿贝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她来沪上这么久，被人偷过钱，被人骂过乡巴佬，被人堵在小巷子里抢包袱，她一滴泪都没掉过。可这个瘸腿老头只说了一句话，她的眼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往外涌。也许因为他说的是“你和你娘”，不是“你像你娘”——他在二十年前就见过她刚出生的样子，见过她被抱走之前的最后一面，记得她皱巴巴的小脸上那个小小的耳朵豁口，记得她被襁褓裹着的样子，记得她的哭声。他找了二十年。他的头发白完了，腿也瘸了，可他还记得。

    屋里又陆续出来了几个人——都是莫家的老仆和旧部。有的头发全白了，有的背驼得像虾米，有的瘸了腿，有的少了手指。他们围在院子里，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二小姐，有人抹眼泪，有人低声念叨“老爷在天有灵”，有人跑到院门口去把风。阿贝这才注意到，这个破破烂烂的院子虽然小，但四周的院墙比周围的民居都要高出半截，墙上还嵌着几块不起眼的铁板。门口那个修鞋摊的老头，从她进门起就没抬过头，手里叮叮当当敲着鞋钉，可他的眼睛每过几秒就往巷口扫一眼。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院子。这是一个藏了二十年的据点。这些老家伙们在这条巷子里装成摊贩、邻居、闲人，日日夜夜守着这座院子。守的不是这堆破砖烂瓦——是莫家最后的骨血。

    莹莹把阿贝让进屋里坐下的时候，阿贝的脑子还是懵的。林氏拉着她的手不肯松开，絮絮叨叨地讲她出生那天的事——那天沪上下着大雪，莫隆在产房外面来回踱步，靴子底把走廊的地砖磨出了两道印。两个女儿前后脚落地，哭声又亮又响，接生婆说，这俩丫头以后都不是省油的灯。

    “后来呢？”阿贝问，“后来为什么把我送走？”

    林氏的眼泪又下来了。莹莹替她说了下去——当年乳娘抱走阿贝之后回去复命，说那个孩子半路受了风寒，高烧不退，没撑到江南就断了气，埋在城外义庄的乱葬岗上了。林氏大病了一场，头发白了大半。莫隆不信，他托了旧部四处打探，可那时他已经是个被通缉的钦犯，躲在暗处寸步难行，查到后来只查到一条模糊的线索——有人在江南码头上见过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包着莫家特有的明黄襁褓。但等他的人赶到码头，人已经不见了。再后来，线索就断了。二十年，一条断了的线索，一个被宣告夭折的孩子，一个隐姓埋名不敢公开寻找的父亲。二十年。

    阿贝把衣襟里那块玉佩解下来搁在桌上。莹莹看了林氏一眼，也从脖子上取下自己的那块。两块玉并排放在煤油灯下，温润的青白玉泛着微微的光。缠枝莲纹的弧线从一块玉延伸到另一块，半只凤凰合在一起，严丝合缝地拼出一只完整的飞凤——翅膀张开，尾羽飞扬，像是下一秒就要从玉面上腾空而起。两张一模一样的脸被拢在同一盏灯的光晕里，在彼此的黑眼睛里看见了自己。

    “我不是来认亲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