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那个恶霸“黄老虎”——当然那一个也姓黄，也一样的做派，被镇上的渔户们在背后骂了十几年。贝贝忽然觉得，这天底下的恶霸大概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江南的那个穿布衫，上海的这个穿绸衫。

    黄老虎的目光扫过来，落在贝贝身上。“这小姑娘新来的？长得倒是挺水灵。”

    贝贝没有说话。她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她爹莫老憨教过她——拳头不要轻易出，出了就要打在有用处的地方。黄老虎看着贝贝攥紧的小拳头，眯了眯眼睛，嘴上哼了一声，转头又对着陈掌柜数落了几句，最后放下话——“三天之内把钱凑齐，否则你这绣坊就别开了。”说完带着打手扬长而去。

    陈掌柜看着他的背影，眼眶红了，但在绣娘们面前没有掉泪。她转过身拍了拍手，声音有点哑：“该干什么干什么，别看了。”

    贝贝把拳头松开，弯腰捡起地上被碰倒的一只绣架，把散落在地的丝线一根一根捡起来。她一边捡，一边在心里记下了黄老虎那张脸。

    后来的日子，贝贝就在锦云庄安顿下来。她住在后院一间小小的阁楼里，一张床一张桌，推开窗就能看见对面人家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和天井里那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起来，把天井扫干净，把绣架擦好，然后坐在绣架前练针法。陈掌柜给她布和丝线，让她照着一幅老绣样临摹。贝贝临了两天，第三天就不临了——她把绣样改了。原本的绣样是一枝牡丹，工工整整，花瓣对称，叶脉均匀。贝贝在牡丹旁边加了一只蝴蝶，蝴蝶的翅膀半张半合，像是刚刚落在花上，又像是下一秒就要飞走。陈掌柜看了这幅绣品，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不用临绣样了。想绣什么就绣什么。”

    贝贝在锦云庄站稳了脚跟，但她的目标不止于此。她来上海，是为了赚钱给养父治伤的。莫老憨被江南那个黄老虎打成重伤，肋骨断了三根，镇上的郎中说要去城里的大医院才能治好。贝贝在锦云庄一个月的工钱是两块大洋，这点钱连医院的门都进不去。她需要更多的钱，更快。于是她开始往外跑——利用休息日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大街上转悠，四处寻找能让她的手艺发光的机会。她知道上海有很多外国人，外国人喜欢中国刺绣，如果能把绣品卖给外国人，价钱能翻好几倍。

    这天下午，贝贝揣着她新绣的几方帕子，沿着霞飞路一路走，打算去一家专做洋人生意的铺子试试运气。走到半路，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从她身边擦过——动作轻得像是被风推了一把。贝贝心里警铃大作，猛地回手按住腰间——这一次她学乖了，钱袋子藏在腰带里面。钱还在，但那几方绣帕不见了。

    她转身就追。

    那灰衣人跑得飞快，在人群里左钻右窜，像一条滑不溜手的泥鳅。贝贝甩开腿追上去——她从小在船上长大，跳船板、爬桅杆、在泥滩上跟兄弟们追跑，脚力不比码头上的搬运工差。她追了两条街，眼看着就要追上，灰衣人忽然拐进一条小巷。贝贝跟着拐进去，然后脚步骤然停住了。

    巷子里是条死胡同。灰衣人靠在墙上，手里甩着她的绣帕，笑嘻嘻地看着她。他身边还站着两个人，一个膀大腰圆，一个精瘦矮小，三个人把巷子口堵得严严实实。

    “小姑娘脚力不错啊。”灰衣人笑着说，“不过你一个人追过来，是不是傻？”

    贝贝没有说话。她的眼睛迅速扫了一圈——巷子太窄，三个人并排一站就堵死了，没有退路。她的手暗暗握紧了怀里的剪刀——那是她随身带的绣花剪刀，刀尖磨得很尖，剪丝线够用，捅人应该也够用。

    就在这时，巷子外面传来一个清朗的男声。

    “三位，光天化日之下堵一个小姑娘，不太体面吧。”

    灰衣人转头。巷子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料子挺括，做工考究，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穿得起的。他身量颀长，肩背挺拔，面容清俊，眉宇之间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文气。但真正让灰衣人愣了一下的，是他身后那两个人——两个穿藏蓝短褂的随从，体格精悍，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带了家伙的。

    灰衣人的笑容僵了僵。他在街上混了好几年，眼力劲还是有的——这种排场，不是普通人。他把绣帕往地上一扔，赔了个笑脸：“误会，误会，我们跟这位小姐开玩笑呢。”说完朝两个同伙使了个眼色，三个人贴着墙根灰溜溜地走了。

    贝贝弯腰把绣帕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叠好揣进怀里。然后她抬头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

    他很高，比她高出一个头还多。五官生得很端正，眉峰清晰，鼻梁挺直，嘴唇薄而线条分明。他的眼睛正在看她——那种看，不是黄老虎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而是一种带着几分好奇的、温和的注视，像是在看一个有趣的谜题。

    “你没事吧？”他问。声音比刚才那句质问柔和了很多。

    “没事。”贝贝拍了拍手上的灰，“谢谢你。”

    “不客气。”他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