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跟着莹莹穿过那条窄得只容一人侧身的弄堂时，天边的火烧云正烧到最红。云层像被谁泼了一盆猪血，淋漓地铺满了半边天，把底下那些歪歪扭扭的棚屋都镀上了一层铁锈色的光。她跟在莹莹身后，看着姐姐的背影——莹莹比她瘦，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含着胸，像是随时准备给人让路。她穿着月白色的竹布褂子，洗得干干净净，但肩头和袖口都磨出了细密的毛边，后腰上还有一道很细的折痕，是久坐伏案留下的印记。

    在一家小商行做抄写员。贝贝在心里把这个信息翻来覆去地嚼着。她不知道抄写员是什么样的差事，想来是拿着毛笔坐在桌前抄抄写写吧。她自己的手也会拿笔——养父教过她写几个字，养母教她描花样——但更多的时候是拿绣花针、拿桨、拿拳头。她下意识地搓了搓自己的指节，那上面有被绣花针刺出来的针眼，有跟欺负养父的人打架留下的疤，还有拉船绳磨出来的厚茧。一双手，一个人的一辈子，全写在上头了。

    莹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那扇门就是贝贝上次来的时候看到的那扇——门板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年画上的福字已经斑驳得快要看不清了。门口那棵歪脖子桑树的影子刚好落在门槛上，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像是在替屋里的人往外张望。

    “就是这里。”莹莹的声音很低，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娘在屋里。她这几天身子不太爽利，咳嗽得厉害，你别——”

    她说到一半停住了，贝贝替她把话说完：“我不会吓着她的。”

    莹莹看了她一眼，那种眼神贝贝说不清楚。像是感激，又像是愧疚，还像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的苦难原来还有另一个版本，另外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也在另一个地方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霜，那种滋味大概不是任何词语能概括的。她推开门，门轴发出嘶哑的一声**，像是老人从肺底咳出来的一口痰。

    屋里很暗。窗户是纸糊的，年深日久被煤烟熏成了黄褐色，透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像一碗隔夜的米汤。灶台上坐着一只黑漆漆的药罐子，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汽，把整个屋子蒸得全是黄连和甘草的苦味。贝贝的鼻子动了动。她认得这股味道——养父被打伤那年，她去镇上抓的药也是这个方子，黄连、甘草、当归、党参，治内伤和补气血的。穷人看不起西医，只能靠这几味中药硬扛。

    屋角有一张用砖头垫起来的木板床，床上铺着打了补丁的-竹-席子。一个人靠在床头上，身上搭着一条薄被子，正在咳嗽。不是那种清清嗓子的咳，而是从胸腔深处往外拔的咳，一下一下，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从喉咙里拽出来。每咳一下，她整个人就蜷缩一下，单薄的肩膀在被子下面剧烈地颤抖。

    贝贝站在门口，两只脚像是被钉在了泥地上。她看着床上的那个人，看着那张被贫穷和病痛磨去了所有光彩的脸，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从未有过的、野蛮的、不合时宜的愤怒。这个人是她的亲娘。十七年前，这个人在沪上最气派的宅子里生下了她和莹莹，给她们一人戴了半块玉佩，给她们取了名字——贝贝，莹莹，双璧的意思。十七年后，这个人缩在贫民窟的破床上，靠着一罐苦药吊着命，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她恨的不是任何具体的人，她恨的是“命”——凭什么把一个人从云端摔到泥里，摔得这么彻底，连一根爬起来的绳子都不给留。

    “娘。”莹莹走到床边，弯下腰，轻声说，“来客人了。”

    床上的人止住了咳嗽，慢慢转过头来。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用一根断过的木簪子勉强别着。脸上全是深深浅浅的皱纹，嘴唇因为长期服药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没有被苦难磨灭，瞳仁深处还剩着一小簇不肯熄灭的火苗，在昏暗的屋子里幽幽地亮着。

    林氏看着门口的人影，目光从模糊到清晰，从疑惑到震惊，整个过程就像有人在她的眼睛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她撑在床沿上的手开始发抖，指节攥紧了被子又松开，嘴唇哆嗦了好几下都没能说出话来。她先是看到了贝贝的轮廓——那么像，太像了。跟她年轻时候照镜子看到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又跟莹莹站在一处时那种镜像般的身形比例，让她心里那个埋了十七年的猜测忽然破土而出。

    然后她看到了贝贝手里那块玉佩。半块，跟莹莹脖子上的那半块拼在一起，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圆。完整的鸳鸯戏水，完整的“莫氏双璧”。贝贝松开手指，把玉佩捧在掌心里，朝床前走了两步。这两步很短，短到连门槛到床边的距离都还没有走完。但这两个步子又很长，十七年前那个人心惶惶的晚上，襁褓中的婴儿啼哭声渐渐远去，从此骨肉分离再不相见——这一切的距离都浓缩在这两步里了。

    “这是你留给我的。”贝贝的声音粗粗的，哑哑的，跟在巷子里叫“姐姐”时完全不一样。她不会说软话，不会哭给人家看，她表达情绪的方式就是硬扛——高兴也硬扛，难过也硬扛，十七年的委屈也是硬扛，“养母说，我被丢在码头的时候就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