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史》、《电影艺术史》的刘伊妃不大了解的了，她不能像精通中外艺术史的丈夫一样，隨手拈来地「以夷治夷」。

    新浪潮就是被北电老学究、朱大珂等人奉为圭臬的批判工具，用来规训谢进、路宽这帮类型片导演的有力武器。

    戈达尔与特吕弗、侯麦並称「新浪潮五虎將」，是这场顛覆世界电影史的美学革命中最激进、最具破坏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

    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卢瓦有一句名言被全世界影迷熟知：

    电影史可以分为「戈达尔之前」和「戈达尔之后」。

    作家阿拉贡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艺术，就是戈达尔的艺术」。

    这种地位放在玄幻里，就相当於正道开山鼻祖，辈分高到离谱，法力深不可测，脾气还臭得要命，看谁不顺眼就骂谁。

    伯格曼是隱居的老祖，他就是在世的老狂人。

    他骂史匹柏、骂好莱坞，整个西方电影界被他喷了个遍，却没人敢还嘴，因为他是戈达尔。当然，路宽也被骂了，这也是刘伊妃知道他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戈达尔恨其不爭，看他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国小伙，怎么也跟好莱坞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玩儿一块了，简直有负伟人的教诲。

    拍的电影更是神神鬼鬼，《歷史的天空》他当然是最喜欢的，《塘山》里的军民救灾也颇受戈达尔的激赏，还有《球闪》里的林云自我观察、同归於尽。

    除此之外，尽不堪入目。

    特別是《山海图》在西方社会引起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导致戈达尔去年就缺席了坎城，眼不见心不烦。

    小刘想通了所有关节，不禁心里感嘆：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但文化战爭贩子不但得有文化，还得心黑。

    相比之下，自己简直像个新兵蛋子。

    计划如期推进，刘伊妃不便直接出面，由《寄生虫》剧组安排了中韩两方的记者团队去採访了戈达尔，与问界关係颇佳的央六《中国电影之旅》记者打头阵，是最积极的。

    他们没去戈达尔在瑞士罗尔的隱居地，而是在坎城当地一家他常去的老咖啡馆「偶遇」了这位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镜、头髮花白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的老者。

    记者小心翼翼地递上了《寄生虫》的详细资料和一份精简的剧情分析，重点標註了影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不公、阶级固化、以及「气味」这种无形壁垒的隱喻。

    戈达尔起初有些不耐烦，但当他快速瀏览了几页，当即上套。

    於是在回到住处看完了片方提供的这部电影之后，老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外溢的磅礴表达欲了，他开始频繁接受欧洲各大电影媒体的採访，也在坎城的官方场刊上进行辩论。

    包括他精准的有关电影政治学的演说：

    从《寄生虫》的空间隱喻一一半地下室的潮湿与山顶豪宅的阳光；

    谈到声音设计如何区分阶级一一雨声对豪宅是情调，对地下室是灾难；

    再猛烈抨击那些讚扬《阿黛尔》纯粹、伟大的评论是「资產阶级美学的陈词滥调」和「对电影政治维度的主动阉割」。

    「他们懂什么电影史？」戈达尔在接受法国最大媒体《费加罗》的採访时冷笑，「他们还在用我和特吕弗六十年前用来反对优质电影的那套作者论、个人表达来评判今天的世界！」

    「世界变了！敌人变得更加隱蔽，更加系统化！」他指著窗外影节宫的方向，「有些人还在沉迷於拍摄美丽的伤口，而不是去诊断製造伤口的病体！《寄生虫》至少尝试了诊断！」

    支持《阿黛尔》的影评人和影迷们试图反驳，但他们立刻陷入了一个尷尬的境地：

    他们发现自己赖以辩论的美学武器库，什么作者性、真实性、情感深度、电影纯粹性，这些理论基石的一部分，竟然就来自眼前这个正在猛烈抨击他们的老头子！

    什么？

    你在用我写的电影教科书的理论，来和我辩论？

    小刘还很恶趣味地让记者引导老战士在央视《世界电影之旅》的採访中再一次批判了自己老公。记者採访他如何看待路宽的电影，特別是他那些在好莱坞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作品，镜头前的戈达尔点燃一支雪茄，烟雾繚绕中，表情显得既严肃又带著某种深沉的惋惜。

    「他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矛盾体，一个证明了才华如何被体系收编、甚至自我收编的悲剧性案例。」「我看了他几乎所有作品，从早期的《爆裂鼓手》、《小偷家族》，到后来那些……嗯，声名显赫的大製作。」

    戈达尔顿了顿，语气变得尖锐起来，「在《歷史的天空》里，你能看到一种属於人民的、集体的、民族性的激情，摄影机是谦卑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塘山》里，你能感受到一种近乎本能的、人与灾难、与同胞命运相连的朴素现实主义。这些时刻，他的摄影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