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卫文昇这一路军队完整无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当初，九路大军渡过辽河的时候，一共有三十万零五千人，等回到辽东城，只剩下两千七百人了，物资储备、武器装备更是损失得一干二净。隋炀帝气得不行，把宇文述等人都给锁了起来。七月二十五日，隋炀帝率军返回。

    当初，百济国王璋派使者来请求一起讨伐高丽，隋炀帝就让他去打探高丽的动静，结果璋暗地里和高丽偷偷勾结。隋军准备出发的时候，璋派他的大臣国智牟来问出兵的日期。隋炀帝特别高兴，给了很多赏赐，还派尚书起部郎席律去百济，告诉他们会合的日期。等到隋军渡过辽河，百济也在边境上屯了兵，嘴上说着要帮隋朝，实际上两边都不想得罪。

    这次出征，隋朝军队只在辽水西边攻下了高丽的武历逻，设置了辽东郡和通定镇。八月，隋炀帝下令把黎阳、洛阳、太原等粮仓的粮食运到望海顿，让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十二日，隋炀帝回到东都洛阳。

    冬天，十月初六，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

    十一月初一，隋炀帝把宗室的女儿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

    宇文述一直深受隋炀帝的宠信，而且他儿子宇文士及还娶了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所以隋炀帝不忍心杀他。十一月初六，宇文述和于仲文等人都被开除官职，成了老百姓，隋炀帝杀了刘士龙，算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萨水战败的时候，高丽军队在白石山包围了薛世雄，薛世雄奋力反击，打败了高丽军队，所以只有他没被免官。隋炀帝还封卫文昇为金紫光禄大夫。将领们都把责任推到于仲文身上，隋炀帝放了其他将领，只把于仲文关了起来。于仲文又气又愁，生了重病，隋炀帝这才把他放出来，结果他死在了家里。

    这一年，天下大旱，还闹瘟疫，山东地区尤其严重。

    张衡被罢官之后，隋炀帝经常让亲信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隋炀帝从辽东回来后，张衡的妾告发他心怀不满，诽谤朝政，隋炀帝下诏让他在家自尽。张衡临死前大声说：“我为别人干了那么多事，还指望能活很久吗！”监刑的人赶紧捂住耳朵，催着把他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丽的记载，堪称一部“集权失灵与战略溃败”的经典案例。透过千年前的文字，我们能清晰看到一场由顶层决策失误、执行层僵化、对手精准反击共同酿成的悲剧，其中暴露的问题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绝对集权”下的战场窒息：皇帝的“遥控指挥”杀死了战机

    隋炀帝的战前训令堪称“反军事常识”的典范：要求三军“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这种对战场细节的绝对控制，本质上是将复杂的军事行动简化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辽东城下，高丽人多次诈降，将领们因“不敢赴机”，必须先驰奏请示，等回复抵达时，敌军已重整防御——反复几次，战机全失。

    战场的核心逻辑是“瞬息万变”，而隋炀帝的指挥逻辑是“绝对可控”，这种矛盾注定了失败的开端。他后来斥责将领“恃家世”“畏死”，却从未反思：正是自己剥夺了将领“临机决断”的权力，才让军队在犹豫中错失胜机。这种“既要你打胜仗，又不让你有自主权”的集权思维，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前线的手脚。

    后勤崩溃与战术冒进：“想当然”的战争规划

    隋军的后勤准备堪称“灾难级”：士兵需携带百日粮、排甲、枪槊等物资，每人负重超三石（约今150公斤），远超生理极限。朝廷竟以“遗弃米粟者斩”相逼，结果士兵只能偷偷挖坑埋粮，走到半路就已断粮。这种“只算数字、不顾实际”的后勤规划，暴露了决策者对战争的“纸面化认知”——以为只要下命令，士兵就能像机器一样执行，却无视人的生理极限。

    而将领的战术冒进则加剧了溃败：来护儿不听周法尚劝阻，率四万精兵直扑平壤，被高丽伏兵击溃，仅剩数千人；宇文述等九军被高丽乙支文德的“疲敌战术”牵制，七战皆捷后轻敌冒进，最终在萨水遭突袭，30万大军仅剩2700人。这些失误的背后，既有将领贪功的因素，更有隋炀帝“唯结果论”的高压逼迫——他此前放言“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这种威胁让将领们陷入“不进则死”的焦虑，反而失去了理性判断。

    对手的精准反击：用“示弱”撕开隋军的破绽

    高丽的应对堪称“以柔克刚”的教科书：乙支文德先是诈降刺探虚实，再利用隋军缺粮的弱点，“每战辄走”消耗敌军体力；待隋军疲惫不堪、进至平壤附近时，又以“奉高元朝见”诈降诱其撤军；最后在萨水半渡时突袭，一举击溃隋军。

    高丽的战术能成功，恰恰抓住了隋军的两大死穴：一是后勤崩溃导致士兵“有饥色”，体力不支；二是隋军将领在皇帝的高压下“急于求成”，失去了对战场的冷静判断。所谓“七战皆捷”，不过是对手故意示弱的陷阱，而隋军却将其视为必胜的证据，最终在“胜利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