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被遗弃的骨架。

    他打开了档案袋。

    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手写的笔记本、打印的账目流水、复印的审批文件，还有一些照片。每一份材料都编了号，附了说明，字迹工整得近乎严苛——是常军仁的字。买家峻认得他的字，组织部的文件上常见，一笔一划，规规矩矩，从来不出格。

    他翻到第七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解宝华。名字下面是一条时间线，从四年前开始，一直记录到两个月前。每一次违规审批、每一次违规打招呼、每一次和杨树鹏的秘密会面，时间地点一清二楚。最早的一条记录是四年前的春天，解宝华以市委秘书长的身份，“协调”了一块新城区核心地段的商业用地，受让方是一家名叫“鹏程实业”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杨树鹏的堂弟杨树海。

    那一年，解宝华的儿子刚好出国留学。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折合人民币两百多万。

    常军仁在备注栏里只写了五个字：资金来源不明。

    买家峻看着这五个字，忽然觉得后背发凉。五个字，一个组工干部写了三年。三年里他每天上班下班，开会调研，和这些人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讨论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他知道这些人的底细，却只能看着他们步步高升，看着他们把手伸得更长，把新城啃得更空。然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在笔记本上再添一笔。

    这就是常军仁说的“不是什么都没做”。

    买家峻翻到最后一页，愣住了。

    最后一页不是材料，是一封信。手写的，用的是组织部的便签纸，字迹和前面一样工整，但笔锋明显重了很多，有几个字甚至把纸都戳破了。

    “老买：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在纪委的谈话室里了。不要惊讶，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些材料是我记的，我交的，我负全部责任。我给组织上交了一辈子干部材料，今天也该给自己交一份了。这些年，我的底线一退再退，退到最后连自己都快不认识了。昨天那一夜雨，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我想起我入党那年，老部长跟我说的话——‘搞组织工作的，最怕的不是看错人，是看对了好人不敢用，看准了坏人不敢动。’我不敢动，怕动了动不了，反倒把自己折进去。可我现在想明白了，折进去就折进去，总比眼看着他们把你弄死在雨夜里强。档案袋里的材料，够启动一次全面调查。我已经抄送了一份给上级纪委。这份是给你的——给你，是为了让你心里有数，知道谁是人谁是鬼。沪杭新城的天，该亮了。常军仁。”

    买家峻把信看了三遍。

    然后他慢慢折好，放回档案袋里，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常军仁的号码。

    没人接。

    他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椅子，大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韦伯仁，对方看见他的脸色，下意识往旁边让了一步。买家峻没有理他，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组织部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安安静静的，常军仁的办公桌上，文件夹整整齐齐地码着，茶杯还冒着热气。座位上没有人。

    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常军仁和一个老者的合影，老者胸前挂满了勋章，笑容憨厚。照片旁边写着一行小字：“与老部长合影，1998年。”

    买家峻站在那张照片前，沉默了很久。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市委办公室的一个年轻干事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停在门口：“买主任，常部长他……”

    “他怎么了？”

    “常部长刚才去了市纪委。他自己去的，没人叫，没人传。他进去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您。他说——”年轻干事咽了口唾沫，“他说您知道该怎么做。”

    买家峻接过那把钥匙。钥匙还带着体温，大概是常军仁从身上解下来不久。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档案袋夹在腋下，沉甸甸的，比凌晨六点多他刚拿到手的时候又重了几分。

    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把档案袋重新放到桌上。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孙克俭的号码。

    “孙局，是我。昨晚的渣土车，接着查，往深了挖。另外——”

    他看了一眼常军仁的信，把最后一行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常军仁自首了。他留下的材料，够把半个沪杭新城的盖子掀开。你那边，做好准备。”

    挂了电话，他坐回椅子上，窗外的阳光已经彻底穿透云层，把新城照得一片亮堂。那些停了工的安置房在阳光里还是老样子，锈迹斑斑，沉默无声，可他忽然觉得，有光落在那上面，总比一直淋在雨里强。

    他拿过案头的文件夹，翻到空白页，在第一行写下：关于沪杭新城安置房项目违规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补充材料。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每一笔都稳稳当当，像是把常军仁那封手写信里的每一个字都接住了，继续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