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跟着赵队处理一起家庭纠纷。一个男人喝醉了酒，在家打老婆，邻居报了警。我们赶到时，那个男人还在撒酒疯，指着我们骂骂咧咧：“你们警察多管闲事！我家事你们也管？”他老婆坐在地上哭，身上还有明显的伤痕。

    赵队上前制止，那个男人却推了赵队一把：“滚开！”我忍不住上前，想把他拉开，他却一拳打在我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

    最后，我们合力把他制服，带回了所里。醒酒后，他倒是后悔了，不停地道歉，但我脸上的伤还是疼了好几天。赵队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算啥，我刚当警察那会儿，被骂过，被打过，甚至被吐过口水。老百姓有情绪，有时候难免会发泄在我们身上，咱们得忍着，等他们冷静了，自然会明白咱们是为他们好。”

    还有一次，段旭调解一起宅基地纠纷，明明是一方占理，另一方却蛮不讲理，还到处说段旭收了好处，偏袒对方。段旭委屈得好几天没睡好，王指导员开导他：“嘴长在别人身上，咱们管不了，但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时间长了，老百姓自然会信你。”后来，那个蛮不讲理的村民家里漏水，段旭还主动帮他联系工人修理，那人终于不好意思了，专门来所里给段旭道了歉。

    刘长坡也遇到过难题。有一次，他在巡逻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前盘问，对方却不配合，还大声嚷嚷“警察打人了”，引来一群村民围观。虽然最后查明那人是个小偷，但刘长坡还是觉得很委屈：“我只是正常盘问，怎么就成打人了？”李兵告诉他：“做警察，就得经得起误会，耐得住委屈。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就不怕别人说。”

    这些经历，有苦有甜，有笑有泪，却让我们快速成长。我们不再是那个只会背法条的警校学生，而是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运用法律，如何在琐碎的工作中坚守初心，如何在委屈和困难中保持热爱。

    一个月后，陈所长开始让我们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警情。

    我第一次独立处警，是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我妈不见了！她有老年痴呆，早上出去散步，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找遍了全村都没找到！”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心里一紧，赶紧问清楚老人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常去的地方，然后向陈所长汇报，带着两个辅警出发了。

    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去老人常去的河边、公园寻找；一路调取村里的监控，查看老人的行踪；我则开车在附近的村庄和公路上巡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渐渐西沉，还是没有消息。老人的家人打来电话，声音越来越急：“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妈啊，她身体不好，晚上冷……”

    我安慰道：“您别着急，我们一直在找，一有消息就告诉您。”挂了电话，我心里更急了，加大油门，沿着公路慢慢行驶，眼睛紧紧盯着路边。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我路过邻村的一个小卖部，突然看到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蓝色的碎花衬衫，梳着花白的头发，正是报警人描述的样子！我赶紧停车，跑过去：“大娘，您是东河村的吗？您家人在找您呢！”

    老太太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我……我找不到家了……”

    我心里一阵激动，赶紧给老人的家人打电话，又给老人买了瓶热水。不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就开车赶来了，看到老人，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我连连磕头：“谢谢警察同志！太谢谢你了！要是找不到我妈，我这辈子都不安心啊！”

    看着他们母子团聚的场景，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虽然跑了一下午，腿都酸了，但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基层警察的价值——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却能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他们一份安心。

    段旭独立处理的第一个纠纷，是两家因为“噪音”吵架。一家开了个小加工厂，机器声吵得邻居睡不着觉，邻居找了好几次，都没解决，最后报了警。段旭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先去听了听噪音的大小，又了解了加工厂的营业时间，最后想出了个办法：让加工厂把机器挪到离邻居家远一点的地方，再做些隔音措施，同时调整营业时间，晚上八点后不再开工。两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合理，很快就达成了和解。

    刘长坡则参与办理了一起盗窃案。一个村民家的电动车被偷了，刘长坡跟着李兵勘查现场，发现小偷是翻墙进去的，在墙头留下了几片衣角碎片。他仔细比对了碎片的布料纹理，又调取了周边路口的监控，发现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附近，夹克的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和碎片的质地高度吻合。

    “这小子走路有点跛，”刘长坡指着监控画面，“你看他左脚落地时，重心不太稳。”李兵点点头：“有方向了，在周边村子排查一下，找走路跛脚、穿这种夹克的人。”

    他们跑了三个村子，终于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找到了嫌疑人。那人果然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袖口磨损严重，左脚有点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