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的。”我安慰她，心里却有点发酸——都这时候了，她还惦记着鸡。

    “那是……给小石头攒的……学费……”老太太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他爹娘……去南方打工了……就我带着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想起刘长坡怀里那个攥着铁皮青蛙的小男孩。原来，那些鸡是他们祖孙俩的指望。

    王指导员把自己的外套裹在老太太身上时，我才发现他后背的旧伤——那道月牙形的伤疤，在雨水里泛着紫红，像条潜伏的蜈蚣。上次所里聚餐，喝了点酒，老张说王指导员年轻时抓过一个持枪的抢劫犯，被砍了一刀，差点就没命了。

    “王指导，您这伤……”我忍不住问，指尖下意识地触到自己警服下的皮肤，仿佛能感受到那道伤疤曾经的灼痛。

    “早没事了。”王指导员咳了两声，声音有点哑，像是被砂纸磨过，“比这险的场面多了去了。”他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雨水，“还记得你们报到那天不？陈所长跟你们说公安工作苦，没骗你们吧？”

    我想起三天前在大集上吃的糖葫芦，糖衣在舌尖化开的甜；想起狗蛋攥着铁丝的手，指缝里嵌着的草屑；想起此刻躺在后座哼哼的老太太，怀里紧紧抱着的布包。突然觉得这苦里，藏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像黄连汤里撒了把糖，涩中带暖。

    到了卫生院，医生赶紧把老太太推进了急诊室。段旭跑前跑后地挂号、缴费，我在走廊里等着，看着窗外的雨还在下，心里惦记着张庄的情况。过了没多久，王指导员和刘长坡也来了，两人浑身是泥，像刚从泥里捞出来似的。

    “怎么样了？”王指导员问。

    “医生说腿骨裂了，得住院，幸好没伤着内脏。”我说。

    刘长坡把怀里的铁皮青蛙递给我：“这是小石头的，他说让我交给奶奶，说奶奶看见这个就不疼了。”他的眼镜片还是花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却笑得很欣慰，“鸡都转移到张支书家了，一只没少。老太太攒的鸡蛋也找到了，在那个蓝布包里，有二十多个呢。”

    回到所里时，天已经黑透了。雨还在下，敲打着屋顶的瓦片，噼里啪啦像在放鞭炮。段旭在灶房煮姜汤，火苗舔着锅底，映得他脸红彤彤的，像个熟透的柿子。“我刚才看见刘哥抱鸡的样子了，”他往我手里塞了碗姜汤，碗边烫得人直缩手，“没想到你平时文绉绉的，关键时候还挺能扛。”

    刘长坡推了推眼镜，镜片上的水汽凝成了水珠，顺着边缘往下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理论上说，群众财产也需要保护……”话没说完，自己先笑出了声，把剩下的半句话咽回了肚子里。他平时总爱拽理论，我们总笑话他，但今天，没人笑话他。

    王指导员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个药箱，铁皮箱子被雨水打湿，泛着冷光。“别贫了，明森，过来处理伤口。”他打开药箱，里面的碘酒、纱布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他给我包扎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棉签蘸着碘酒擦过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记着，不管多急，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别人。”他的手指在我手腕上打了个漂亮的结，“这结叫‘平安结’，老辈传下来的，出任务前打上，能保平安。”

    我看着手腕上的结，心里暖暖的。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这身警服不仅意味着责任，还意味着被人惦记的温暖。

    窗外的雨还在下，所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尖锐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宁静，像把剪刀剪开了湿重的空气。段旭接起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眉头拧成了疙瘩：“啥？大市场有人打架？好，我们马上到！”他挂了电话，抓起墙角的雨衣就往外冲，“卖肉的老李和卖菜的老周打起来了，说是老周的菜筐子撞翻了老李的肉摊子，血都溅出来了！”

    王指导员把药箱合上，锁扣“咔嗒”一声，像块石头落了地。“走。”他抓起雨衣时，我看见他往口袋里塞了包烟——不是给自己抽的，是上次调解老李和别人的纠纷时，老李说过，他就认王警官这口“红牡丹”，说抽着顺气。王指导员平时抽的都是“大生产”，这包“红牡丹”是他托人从县城捎来的，一直没舍得抽。

    警灯再次划破雨幕，红蓝相间的光在雨里晕开，像朵流动的花。我望着窗外模糊的田野，黑黢黢的玉米秆在风里摇晃，像无数只伸向天空的手。突然想起父亲的奖章，那枚黄铜的“劳动模范”奖章，小时候总被我别在胸前，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以为那就是警察的全部荣光——威风、神气、受人尊敬。

    可此刻握着方向盘的王指导员，后背的伤疤在雨里泛着紫红；跳下去推车的段旭，警帽被泥水浸透，却笑得像朵向日葵；抱着老母鸡的刘长坡，眼镜滑到鼻尖，却把受惊的鸡护得像个宝贝——原来有些东西，真的比勋章更亮。它们藏在湿透的警服里，在磨破的胶鞋里，在给孩子挡雨的臂弯里，在给老太太包扎的绷带里，像昝岗秋夜里的星星，不耀眼，却足够温暖。

    车到大市场时，雨势小了些，淅淅沥沥的像在哭。市场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