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命苦，爹妈在南方工地上出事了，就剩我们老两口带着他，连个户口都不会办。”

    狗蛋躲在爷爷身后，探出个小脑袋看我们，手里攥着根玉米秆，秆子被他啃得坑坑洼洼。我蹲下来，笑着问他：“狗蛋，想不想上学？”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眼睛里有点怯。“有了户口就能上学了，”王指导员摸了摸他的头，“上学就能认识字，将来还能当警察，保护爷爷奶奶。”

    狗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被点燃的小灯笼：“真的？”

    “真的。”王指导员从包里拿出户口本，工工整整地写上狗蛋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你看，这是你的户口，以后你就是有身份的人了。”

    狗蛋接过户口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像捧着块金子。他的小手黑乎乎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却把户口本护得紧紧的，生怕弄坏了。

    从狗蛋家出来，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路边的野花在风中点头，像在为我们送行。王指导员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着，影子被拉得老长。“明森，你知道为啥老百姓这么信咱不？”他突然问。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们帮他们办事。”

    “不光是办事，”王指导员笑了，“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自家人。你把心掏给他们，他们才会把心掏给你。就像这户口本，对咱们来说是份工作，对狗蛋来说，是上学的希望，是活下去的底气。”

    回到所里时，段旭和刘长坡正在院子里练擒拿。段旭动作麻利，一个别臂就把刘长坡按在了地上，刘长坡一边挣扎一边喊：“理论上你这动作不标准，肘关节角度不对！”

    “别管啥理论，能制住人就行！”段旭笑着松开他，额头上的汗珠滴在地上，洇出个小湿点。

    王指导员把自行车靠在墙上，喊道：“别练了，张庄的李婶送了些新纺的线，说是给咱们缝警服补丁用，去看看。”

    我们跟着王指导员进了屋，桌上放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捆线，有蓝的、白的、灰的，线轴都是用硬纸壳做的，绕得整整齐齐。“李婶说这线结实，缝补丁不容易破，”王指导员拿起一捆蓝线，“她眼睛看不见，全凭手感纺的，一根线都没断。”

    刘长坡拿起线轴，对着光看了看，感叹道：“这手艺真厉害，比供销社卖的线还好。”

    “那是，李婶年轻时是村里的纺线能手，”段旭说，“上次我去她家，看见墙上挂着她得的奖状，‘劳动模范’，红绸子都褪色了。”

    王指导员把线收进柜子里，说：“明天让老张把破了的警服拿出来，咱们自己缝缝。所里经费紧，能省一点是一点。”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缝警服。段旭笨手笨脚的，针脚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刘长坡缝得慢，但很整齐，针脚间距都差不多。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学过针线活，缝得还算像样。王指导员坐在一旁，一边卷烟一边给我们指点：“段旭，你这针脚太大了，风一吹就破；长坡，线拉太紧了，衣服会皱。”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照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警服上，暖洋洋的。缝好的警服挂在绳子上，在风里轻轻晃，像一群展翅欲飞的鸟儿。

    “明森，你看这警服，”王指导员指着衣服上的补丁，“虽然有补丁，但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百姓看了才觉得咱靠谱。要是连自己的衣服都打理不好，谁还信你能管好村子？”

    我看着那些补丁，突然觉得它们不像瑕疵，反倒像一枚枚特殊的勋章，记录着我们在昝岗的日子，见证着我们和老百姓的情谊。

    那天下午，大集上有人吵架，是卖豆腐的王三和卖粉条的赵四。王三说赵四的粉条蹭到了他的豆腐上，把豆腐弄脏了；赵四说王三的摊子占了他的地方，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

    我们赶到时，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段旭刚要上前呵斥，被王指导员拉住了。“别急，看看再说。”王指导员笑着走上前，说：“老王，老赵，多大点事，值得吵架？我请你们吃碗凉粉，消消气。”

    王三和赵四都是倔脾气，谁也不肯先低头。王指导员也不勉强，拉着他们坐在凉粉摊前，自己掏钱买了三碗凉粉，说：“你们俩啊，做了十几年邻居，还能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王三你家孩子结婚，老赵不还帮你抬家具了？老赵你家盖房子，王三不也帮你和泥了？”

    两人听着，脸慢慢红了。王三先开口：“老赵，对不住，我刚才说话冲了点。”

    赵四也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我也有不对，不该往你摊子这边挤。”

    “这就对了，”王指导员笑着说，“远亲不如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和气生财嘛。”

    王三和赵四都笑了，端起凉粉吃了起来，刚才的火气早就烟消云散了。周围的人都说：“还是王警官有办法，三言两语就把事解决了。”

    我看着王指导员，突然明白，有时候解决纠纷不用手铐，不用罚单，用几句暖心的话，用一份理解的情，比什么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