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甫没跟他计较，只是盯着他那双“瞎”了的眼睛：“王瞎子，你虽然看不见，但耳朵灵。昨晚有没有听见啥动静？比如摩托车声，或者吵架声？”

    王瞎子灌了口酒，含糊不清地说：“听见了又咋样？我这耳朵，听啥都像刮风。”

    我们没再问，出来的时候，赵华甫跟我说：“这人有点问题，上次村里丢鸡，就有人怀疑是他，不过没证据。记着，重点盯一下。”

    走访中，线索零零散散地冒出来。有个妇女说，昨晚看见同村的李老四在村东头鬼鬼祟祟的，李老四平时游手好闲，还偷过东西。我们找到李老四，他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昨晚在邻村赌钱，有一大帮人能作证，后来核实，还真是。

    还有人说，案发前几天，有个外地口音的男人在村里转悠，问这问那，好像在打听什么。但问起长相，都说不清楚，只记得穿件军绿色的大衣，戴顶帽子。

    张队长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查了岗王村，狗娃的表哥说，根本没约狗娃过去，也没见着他。那个放羊老汉说的穿深色大衣的男人，也没人再见过，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技术组那边，纤维检验有了结果，是一种很常见的混纺面料，市面上很多廉价大衣都用这种料子，没法确定具体来源。指甲缝里的皮屑，化验出是A型血，但光凭血型，范围太广了。

    最让人头疼的是凶器，现场没找到任何能致伤的东西，凶手很可能把凶器带走了。排查组的人把村子周围翻了个底朝天，水渠上下游、树林里、麦秸垛、废弃的机井……连粪坑都没放过，冻得硬邦邦的，几个人拿着镐头刨，也没找出啥有用的东西。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案发已经五天了，案子还是没什么进展。指挥部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山，谁也不说话，就盯着地图看，好像能从上面看出凶手似的。

    马副局长的脾气越来越大，好几次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火，但发完火，又会默默地给大家递烟。张队长嘴上起的燎泡破了，又结了痂，看着就疼。我和刘长坡轮流值夜班，累得沾着桌子就能睡，可一闭上眼，就是涵洞里那个小小的身影，根本睡不安稳。

    这天晚上，我和赵华甫在大队部守着电话，外面的雪下得正紧。突然，电话响了，是个村民打来的，说在村南头的麦秸垛里，发现了一件带血的大衣。

    我们俩赶紧叫醒马副局长，带着技术组的人往村南头跑。麦秸垛很大，被雪盖着，报案的村民指着一个角落说：“就在那儿，我刚才找柴火，扒开就看见了。”

    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大衣拿出来，是件深灰色的混纺大衣，很旧，袖口磨破了，前襟上有几块暗红色的污渍，已经冻硬了。

    “快！送去化验！”马副局长眼睛都红了。

    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可能就是突破口。可第二天一早，化验结果出来，所有人都泄了气——那暗红色的污渍不是血，是铁锈和泥的混合物。大衣的纤维和现场提取的虽然相似，但不是同一种。

    希望破灭的感觉，比冬天的寒风还冷。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心里空落落的。难道这案子真的破不了了？那狗娃的仇，谁来报？

    赵华甫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别泄气。这种案子，就像解绳结，有时候看着乱，其实找对了线头，一拉就开。”

    “线头在哪呢？”我问。

    赵华甫指了指远处的岗王村：“那个放羊老汉说，看见人往水渠方向走，水渠是通着岗王村的。或许，我们漏了岗王村那边？”

    我心里一动，是啊，我们把重点放在了狮子庄村，岗王村虽然也查了，但可能不够细。

    就在这时，大队部的电话又响了，是县局打来的，说局长张延寿要亲自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突然燃起一丝希望。张局长是个老公安，破案无数，说不定他能找到那个“线头”。

    六：局长坐镇

    张延寿局长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没坐吉普，而是跟一个司机换了辆半旧的摩托车，说是怕惊动村民。他穿着件普通的警用棉大衣，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看着像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只有那双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和沉稳。

    马副局长把他迎进大队部，屋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张局长摆摆手：“都坐着吧，别搞这些虚的。案子我在路上听说了，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马副局长把案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现场勘查、走访情况、物证检验，最后叹了口气：“张局，这案子有点棘手，线索太少，又被破坏得厉害。”

    张局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照片一张张看，特别是狗娃指甲缝里有皮屑的那张，看了很久。然后他又翻了翻询问笔录，重点看了那个放羊老汉和王瞎子的证词。

    “这个王瞎子，”张局长指着笔录，“他真的啥都没听见？”

    赵华甫说：“问了好几次，都说没听见，但我觉得他有问题，就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