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迷雾重重

    把姚二带回派出所时，日头已经斜斜地挂在西边的杨树梢上，给灰扑扑的院墙镀上了一层金红。审讯室的灯是那种老式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打在姚二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把他的颧骨照得格外突出。张副局长亲自坐镇审讯，他端坐在桌子后面，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面，那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像敲在人心上。

    姚二坐在对面的审讯椅上，双手被松松地铐在扶手上，他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我没杀他，我真的在家睡觉。”声音带着哭腔，像是被雨水泡过的棉絮，又沉又哑。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无助，眼珠子乱转，却不敢和我们对视，只盯着自己磨得起毛的裤腿。

    我坐在外面的观察室里，隔着单向玻璃看着里面的动静。监控屏幕上，姚二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经验来看，凶手在被审讯时，或多或少都会露出些破绽——要么眼神闪烁、语无伦次，要么故作镇定、滴水不漏。可姚二不一样，他的情绪始终像根绷紧的弦，随时都要断，反复强调自己当晚割了一天麦子，累得沾床就睡，直到清晨被邻居王大娘拍门叫醒，才知道哥哥出事了。

    他的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眼眶红肿得像核桃，双手在审讯椅的扶手上抓出深深的指痕，塑料扶手都被抠掉了一小块。我盯着监控画面，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张副局长提到“现场门槛内侧有带血的解放鞋印，尺码和款式都跟你脚上这双一样”时，姚二的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那眼神里不是单纯的恐惧，更像是一种“怎么会这样”的错愕，像是被人兜头浇了盆冷水，满是不解。

    “他在隐瞒什么，但未必是杀人。”我转头对身旁的段旭说。段旭正拿着姚二那双解放鞋，放在强光台灯下仔细观察，他手里捏着把镊子，轻轻拨弄着鞋底的泥块：“鞋底的泥垢成分我初步化验了一下，和现场院子里的泥土一致，都是带着麦茬的黄土。但奇怪的是，鞋底缝隙里没有血迹残留，连微量的都没有。这鞋确实是他的，可现场那个带血的脚印……边缘太刻意了，像是有人穿着他同款的鞋，刻意模仿他的步态踩出来的。”

    这时，化验室的小张敲门进来，手里捏着张刚打印出来的报告，脸上带着点兴奋：“周哥，烟蒂上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和姚二的样本完全不匹配，排除他的可能。”

    观察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刘长坡猛地一拍大腿，椅子被他撞得往后滑了半尺：“难道真不是他？那谁会这么处心积虑，穿着和他同款的解放鞋，还特意留下他常抽的‘白河桥’烟蒂？这不是明摆着要嫁祸他吗？”

    我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傍晚的风带着麦秸秆的热气涌进来，吹得人脑子清醒了些。远处的申菜园村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轮廓像幅被墨汁晕染过的画，看不真切。“有人想嫁祸他。”我缓缓开口，指尖无意识地敲着窗框，“而且这个人肯定很了解姚二，知道他和姚富为了地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清楚他常穿什么牌子的鞋、抽什么档次的烟。这人不仅恨姚富，还想把姚二也拉下水。”

    重新提审姚二时，我换了个角度，没有再追问他当晚的行踪，而是给他倒了杯热水：“姚贵，我们知道你没杀人。现在问你，你哥出事前，除了你，还有谁跟他结过怨？特别是那些知道你们兄弟俩争地的人。”

    姚二愣住了，捧着水杯的手微微颤抖，热气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嘴唇翕动了半晌，才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哑着嗓子挤出句话：“村西头的李老四……前几年跟我哥因为收废品抢过生意，俩人在国道边打了一架，李老四被我哥用铁棍敲破了头，住院住了半个月，从那以后就结下梁子了，见了面都跟仇人似的。”他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眼睛亮了一下，“还有代销点的李老板，上个月我哥在他那儿赊了三瓶二锅头，一直没给钱，李老板去要账，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李老板还骂我哥‘早晚遭报应’。”

    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刘长坡带着李振猛去查李老四，核实他昨晚的行踪；我和段旭则再次赶往申菜园村，去会会那个代销点的李老板。

    李老板的代销点就在村口老槐树下，一间低矮的平房，门口摆着个玻璃柜台，里面花花绿绿的零食和日用品摆得满满当当。李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肚子挺得像口锅，正蹲在柜台后扒拉着算盘算账，听见我们进来的动静，手里的算盘珠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滚得老远。

    “周……周警官，又……又咋了？”他慌忙站起来，围裙上还沾着点油渍，脸上的肉都在哆嗦。

    “姚富死前，在你这儿买过烟吗？”我开门见山，目光落在柜台上摆着的烟盒上，最显眼的位置就放着“白河桥”。

    李老板眼神闪烁，不敢看我，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买……买过……前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来买了包‘白河桥’，还……还赊了瓶二锅头，说等麦收了就还。”

    “当时还有别人在你这儿吗？”段旭追问，手里的笔在本子上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