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最小的代价迫使宋国屈服。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洛邑，向周釐王陈述宋国背弃盟约、不尊王室的“罪状”，请求周釐王出兵支援，共同“讨伐不臣”。周釐王本就对宋国的背约行为不满，又希望通过支持齐国来巩固自身地位，便欣然应允，派遣王室大夫单伯率领一支王室军队，前往与诸侯联军会合。

    同年夏天，单伯率领的王室军队抵达宋国边境，与齐、陈、曹联军汇合。王室军队的到来，不仅增强了联军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周天子的“意志”，让宋国陷入了“对抗诸侯即对抗王室”的道德困境。宋桓公见此情景，深知继续抵抗只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于是主动提出议和。单伯凭借周天子的声望，与齐桓公共同主持了议和谈判，最终宋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承诺遵守“尊王攘夷”的盟约，重新归附齐国主导的诸侯联盟。纷争平息后，单伯率领王室军队返回洛邑，齐、陈、曹联军也随之撤兵。

    此次联军伐宋事件，看似是周王室维护了“天下秩序”，实则暴露了王室权威的脆弱——周王室已无法独立掌控诸侯，只能依附于强大的齐国，成为诸侯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而齐桓公则通过借助王室名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盟主地位，“尊王攘夷”的策略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在与齐国争霸的同时，晋国正经历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内部纷争——“曲沃代晋”。自西周晚期起，晋国公室与曲沃封君之间便因权力争夺而矛盾不断，曲沃一方凭借日益强大的实力，多次攻打晋国王室，逐步蚕食晋国的土地与权力。到周釐王时期，曲沃封君曲沃武公已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取代晋国王室，成为晋国唯一的统治者。

    周釐王四年（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冬天，曲沃武公认为时机成熟，率领大军对晋国王室发起了最后的进攻。他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晋国王室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很快便被击溃。曲沃武公顺利攻杀了当时的晋国国君晋侯缗，兼并了晋国的全部土地与人口，彻底掌控了晋国的政权。然而，曲沃武公深知，自己的政权是通过“以下犯上”的方式建立的，若得不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其合法性将始终受到质疑，甚至可能招致其他诸侯的讨伐。

    为了获得周王室的认可，曲沃武公精心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厚礼”——其中包括无数的珍珠、宝玉、罕见的青铜器，以及从晋侯缗宫中缴获的珍稀宝物。他派遣使者将这些礼物送往洛邑，献给周釐王，同时向周釐王陈述自己“平定晋国内乱”的“功绩”，请求周釐王册封自己为合法的晋国国君。

    周釐王面对曲沃武公送来的奇珍异宝，心动不已。此时的周王室财政拮据，王室领地日益缩减，这些礼物无疑能极大地改善王室的经济状况。此外，曲沃武公已实际掌控晋国，若周釐王拒绝承认，不仅可能失去这份厚礼，还可能招致曲沃武公的不满，甚至引发晋国与王室的冲突；而承认曲沃武公的地位，则能换来晋国的臣服，让王室多一个“藩属”。在利益的诱惑与现实的考量下，周釐王最终放弃了对“以下犯上”行为的谴责，选择了妥协——他派遣王室重臣虢公前往曲沃，代表周天子正式下达命令：允许曲沃武公建立一军（按照周代礼制，诸侯的军队规模有严格规定，“一军”为大国诸侯的标准），并册封他为晋国国君，史称“晋武公”。

    “曲沃代晋”的成功与周釐王的“受贿册封”，是春秋时期礼制崩坏的标志事件。它彻底打破了“周天子封诸侯、诸侯服从王室”的传统秩序，证明了“实力即正义”已成为当时的主流规则——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即便“以下犯上”，也能通过贿赂王室获得合法地位。而周釐王的妥协，不仅让自己丧失了作为“天下共主”的道德权威，更让周王室的尊严进一步扫地，为日后诸侯更加肆无忌惮地僭越礼制埋下了隐患。

    周釐王在位期间，不仅在政治上未能重振王室，反而在个人行为上背离了先王的遗训，加剧了王室的衰落。周代自周文王、周武王以来，便以“节俭”“明德”为治国理念，周公制定的礼制也强调君主应以身作则，恪守礼法，体恤百姓。但周釐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沉迷于奢华享受，全然不顾王室的财政困境与百姓的疾苦。

    他下令大规模改造王宫，建造高大华丽的宫室，宫殿的墙壁上绘制精美的图案，梁柱上雕刻繁复的花纹，室内陈设着珍稀的宝物，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服饰上，他摒弃了周代传统的简约风格，追求颜色艳丽、材质精良的服饰，甚至亲自设计服饰的款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还加重了对王室领地百姓的赋税，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当时的孔子虽尚未出生（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但后世儒家学者在记载这段历史时，仍对周釐王的奢靡行为深感痛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克己复礼”为核心，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与道德规范，周釐王的行为无疑成为儒家批判“礼崩乐坏”的典型案例——他作为周天子，本应是礼制的守护者，却亲手破坏了礼制，成为了导致王室衰落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