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时，周天子并未赐予宝器赏赐，这与其他诸侯国不同；如今晋国又常年替天子讨伐北方的戎狄，军费开支巨大，实在没有多余的宝器前来进贡。”这番话看似有理，实则是刻意回避“不尊王室”的核心问题——晋国作为中原霸主，国力强盛，即便没有“旧赐宝器”，也绝非拿不出一份吊丧礼物，所谓“军费紧张”，不过是托词罢了。

    景王听了籍谈的辩解，顿时勃然大怒。他猛地一拍案几，酒杯中的酒液都溅了出来，眼神中满是愤怒与失望。他深知籍谈的话是借口，于是当场开始一一列举周王室先祖对晋国的恩惠与赏赐，声音铿锵有力，回荡在宴会厅中：“当年你晋国先祖唐叔虞（晋国开国君主）受封时，我周成王赐予他‘密须之鼓’‘阙巩之甲’，这些难道不是宝器？后来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我王室又赐予他‘秬鬯一卣’‘彤弓彤矢’，这些难道不是赏赐？再后来晋襄公参与王室事务，我王室又赐他‘先茅之县’，这些土地与器物，难道你都忘了吗？”

    景王的每一句话都如同重锤，砸在籍谈的心上。籍谈原本还想辩解，可在这些清晰的史实面前，他彻底哑口无言，只能羞愧地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场的其他诸侯使臣也纷纷面露异色，暗自感叹晋国“忘恩负义”。这场宴会最终不欢而散，而“数典忘祖”这个成语，也从此流传下来，成为对那些忘记祖先恩德、背弃根本之人的讽刺——籍谈作为掌管晋国典籍的大夫，却忘记了王室对晋国的赏赐，堪称“数典而忘其祖”。

    经历了“籍谈忘祖”的尴尬后，景王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财政危机不解决，周王室永远无法重拾权威。公元前524年，为了改善日益严峻的财政状况，景王经过多日思索，终于下定决心推行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废除当时市场上流通的“小钱”，重新铸造并推行“大钱”（面值更大的货币）。

    他常常在宫殿中踱步，脑海中勾勒着改革后的景象：大钱推行后，王室可以通过铸造货币掌控经济主动权，财政收入会大幅增加；仓库里会重新堆满粮食与财宝，官员们的俸禄能按时发放；王室军队可以重新装备精良的武器，甚至能收回一部分失去的王畿之地；诸侯们看到王室复兴，或许会重新敬畏周天子，恢复纳贡的制度……这份美好的幻想，让景王坚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拯救周王室的“良药”。

    然而，当这一计划传到卿大夫单穆公耳中时，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单穆公是当时王室中少有的清醒者，他深知货币改革背后的风险——小钱在民间流通已久，百姓手中积累的小钱数量庞大，一旦废除，这些小钱将瞬间变成无法使用的废铜，老百姓辛苦半生积攒的财富会化为乌有。

    单穆公怀着无比担忧的心情，匆匆来到景王的书房，诚恳地劝谏道：“大王，废除小钱之事万万不可！老百姓靠耕种、经商积攒小钱，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根本。如今突然宣布小钱作废，他们的财富一夜归零，必然会心生怨恨。民为邦本，若百姓不满，甚至引发动乱，王室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啊！”单穆公的话语中满是忧虑，他试图让景王看清改革对民生的伤害，可此时的景王早已被“财政复兴”的幻想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他摆摆手打断单穆公的话，语气坚定地说：“此事我已决定，无需再议！推行大钱，是王室唯一的出路。”最终，景王不顾单穆公的劝阻，执意发布了废除小钱、推行大钱的诏令。

    诏令颁布后，洛邑的市场瞬间陷入混乱：商贩们拒绝接受小钱，百姓手中的小钱无法使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积蓄变成废铜。街头巷尾满是百姓的抱怨声，不少家庭因失去财富而陷入困境，王室与百姓的矛盾第一次公开激化。可景王对此却视而不见，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下一个计划中——公元前522年，就在小钱废除后不久，他又下令将民间收集上来的废钱熔化，铸造一套用于宫廷演奏的“大钟”（即“无射钟”）。

    单穆公得知消息后，再次心急如焚地赶到景王面前，这一次，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劝谏：“大王！之前废小钱已经让百姓怨声载道，如今又要耗费大量废钱铸造大钟，这不仅是对百姓财富的二次掠夺，更是在透支王室最后的民心啊！民心失，则王室根基动摇，到那时，即便有大钟奏响，又有何用呢？”单穆公的劝谏情真意切，甚至带着一丝哀求，可景王依旧不为所动——他此时已沉迷于“复兴王室威仪”的幻想中，认为大钟的铸造能彰显王室的气派，让诸侯与百姓重新敬畏自己。

    最终，景王还是驳回了单穆公的建议，下令工匠们日夜赶工铸造大钟。洛邑城外的铸钟作坊里，炉火日夜不熄，工匠们挥汗如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与金属熔化的滋滋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都城上空。几个月后，一套巨大的青铜大钟终于铸成：钟体高大厚重，表面雕刻着精美的饕餮纹，在阳光下闪耀着冰冷的光芒；敲响时，钟声洪亮悠远，能传遍整个洛邑。可这份“威仪”的背后，是百姓日益加深的怨恨——街头的抱怨声变成了愤怒的咒骂，甚至有百姓故意躲避王室的差役，王室与民间的裂痕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