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通往东部的战略要地）活动，刺探中央军的动向，并袭扰中央军的补给线。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后，一路向西猛攻，成为叛乱的主力部队，兵锋直指中原腹地。

    与此同时，其他诸侯国的叛军也按约定展开行动：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率领四国联军，共同进攻齐王刘将闾据守的临淄（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齐王刘将闾虽最初被联络谋反，但后来因畏惧中央的实力而反悔，选择坚守城池；赵王刘遂则按照与刘濞的约定，派人联络匈奴，请求匈奴出兵配合，共同侵犯汉朝边境。由于刘濞的谋反计划早已酝酿多年，各诸侯国的叛军在叛乱初期进展极为顺利：吴楚联军接连攻克数座城池，逼近梁国（汉景帝之弟刘武的封地，是中央抵御东部叛军的重要屏障）；齐地四国联军则将临淄团团围困，赵国也在匈奴的暗中支持下，对北部边境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景帝迅速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首先与御史大夫晁错讨论出兵事宜。晁错坚定地主张以武力镇压叛乱，认为只有彻底击败叛军，才能巩固中央集权，并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御驾亲征既能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也能向天下展示中央平定叛乱的决心；而他自己则请求留守京城，负责统筹粮草补给、调配后方资源，确保前线的军事行动不受干扰。晁错的建议虽符合“强硬平叛”的战略，但却引发了朝堂上另一派势力的反对，其中以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最为突出。

    袁盎与晁错素来不和，且他曾长期在吴国任职，与吴王刘濞有一定的旧交。面对七国之乱的局势，袁盎向汉景帝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策：他认为叛军的名义是“清君侧、诛晁错”，若能诛杀晁错，满足叛军的“诉求”，叛军便会失去起兵的借口，从而主动退兵，这样既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伤亡与损耗，也能快速平息叛乱。汉景帝此时正被叛军的攻势所困扰，面对“武力镇压”与“诛杀晁错”两种选择，内心陷入了剧烈的纠结——他深知晁错是为了中央集权才推行削藩，诛杀晁错有“自断臂膀”之嫌；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若战争长期持续，会导致天下动荡，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最终，在“平息叛乱优先”的考量下，汉景帝还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任命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整治行装，准备出使吴国，劝说叛军退兵。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向汉景帝上书，弹劾晁错。在奏疏中，他们指责晁错“擅改法令、离间君臣、挑起诸侯叛乱”，认为晁错的行为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以向天下谢罪。此时的汉景帝已下定决心牺牲晁错，于是批准了这道奏章。随后，晁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召往东市（汉代长安的主要市场，也是处决犯人的场所），以“腰斩”之刑处死，其家族成员也被一并诛杀。汉景帝本以为诛杀晁错后，叛军会如约退兵，却没想到这一举措反而让局势更加恶化。

    杀死晁错后，袁盎立即出使吴国，面见吴王刘濞，传达汉景帝“诛杀晁错、请求退兵”的意愿。但此时的刘濞早已不满足于“诛杀晁错”，他见汉景帝轻易处死了主张削藩的核心人物，认为景帝软弱无能，更加坚定了“夺取天下”的野心。于是，刘濞公然拒绝退兵，甚至自称“东帝”，与西汉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并拒绝接见袁盎。直到此时，汉景帝才彻底醒悟——叛军的真实目的是推翻中央统治，而非“清君侧”，诛杀晁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悔恨之下，汉景帝终于下定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随即任命太尉周亚夫为全军统帅，率领三十六位将军领兵抵御吴楚联军（叛乱的主力）；同时，派遣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领兵进攻齐地的四国叛军；又任命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今河南荥阳，是中原地区的战略枢纽），监视齐、赵两地叛军的动向，防止他们相互支援，形成了一套全面的平叛军事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