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莅政之后，细心察访、洞察猫腻，察觉诸多案件供词蹊跷、刑罚失衡，疑点重重。他不徇私情、逐一盘查审讯，层层深挖、溯源究底，彻底查清豪强顶罪、吏胥徇私的积年弊政。为从根源上杜绝官民勾结、徇私枉法的乱象，他创新规制，推行府衙“直司”吏员轮换制度，定期调换值守胥吏，打破豪强与官吏长久绑定的利益圈层，杜绝因日久相熟、结党营私的乱象，一举肃清开封吏治沉疴，京师风气为之一新。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十八日，大局已定、储位正式册立，赵元侃正式被册封为大宋皇太子，同时恢复本名，更名赵恒，依旧兼判开封府事，总领京畿政务。自晚唐藩镇割据、五代乱世更迭以来，百余年之间，皇权式微、更迭频繁，帝王多仓促即位、无暇建制，中原王朝极少正式册立皇太子，国本虚悬成为常态。太宗此番隆重册立储君，规制完备、大典恢弘，成为百余年来难得的朝堂盛事，极大安定了朝野人心。

    赵恒册立为太子后，依礼前往太庙祭拜先祖、昭告天地祖宗。祭拜归宫途中，开封百姓夹道围观、万人空巷，万民欢腾、奔走欢呼，人人称颂其贤德仁厚、气度不凡，更有百姓直呼其为“少年天子”，亦有士人赞叹“真社稷之主也”，足见其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此番万民拥戴的盛况，传入宫中、落入太宗耳中，却让晚年多疑、忌惮皇权旁落的太宗心生芥蒂。太宗素来掌控欲极强，见天下百姓只知有太子贤名，反倒淡漠了帝王天威，顿时心生不悦、郁结于胸，认为太子声望过盛、盖过君上，遂将满心愤懑迁怒于当初力赞立储的寇準。寇準从容进谏、从容剖析君臣之道、储君之义，阐明太子贤明得民心，正是大宋社稷之福、帝王之功，一番通透解读方才消解太宗猜忌，化解君臣嫌隙。

    依大宋礼制规制，皇太子上朝参驾，位次凌驾于文武宰相之上，东宫所有僚属、辅臣皆需对太子称臣，以此彰显储君尊崇。但赵恒素来谦恭自持、低调内敛，始终恪守臣子本分，屡屡推让此项殊礼，从不恃储君之尊骄矜自满。对待东宫辅臣更是礼敬有加，尤其面对负责教导自己学业德行的太子宾客李至、李沆二人，始终执弟子之礼，每次相见必先躬身拜礼，出入迎送皆亲自送至宫门外台阶之下，尊师重道、谦逊有礼的品性，深得东宫僚属与朝堂大臣敬重。

    太宗晚年心性多疑、猜忌日重，对朝堂权势、储君声望极为敏感。深谙帝王心术的赵恒深知身处储位、如履薄冰，自此愈发谨言慎行、藏锋守拙，事事恪守礼法、不敢有半分逾矩，平日行事低调沉稳，不结党羽、不炫声望，收敛所有锋芒，以求安稳守成、稳固国本，避免引发父皇猜忌。

    即便步步谨慎，至道二年（996年）的开封旱灾减税一案，仍让赵恒深陷朝堂风波、虚惊一场。当年开封府全境大旱，所辖十七县颗粒歉收、民生困顿，百姓流离失所。赵恒体察民间疾苦，据实上奏灾情，为辖内州县百姓奏请减免赋税，以纾民困、安民心。

    不料此事遭朝中宵小嫉恨、恶意构陷，有人暗中上奏太宗，污蔑开封府刻意夸大灾情、虚报荒旱，假借减税之名笼络民心、博取声望，暗藏私心。太宗晚年本就多疑，听闻奏报后大为震怒，即刻下旨派遣专员彻查此案，追责问询，事态瞬间严峻。所幸核查官员秉公持正、据实回奏，明确十七县旱灾灾情全然属实、并无虚报，赵恒减税之举纯为体恤民生、安抚百姓，并无半分私心。凭借实情佐证，赵恒方才洗清嫌疑，有惊无险渡过这场政治危机，保全储位与声名。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宋太宗赵炅龙驭上宾、驾崩于宫中，大宋皇权再度面临更迭。太宗病危弥留之际，朝堂暗流涌动、暗流滋生一场惊天宫变。宦官王继恩素来恃宠专权、野心勃勃，素来忌惮赵恒沉稳难制，暗中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名士潘阆等人，私下密谋废立，意图废除既定储君赵恒，改立疯癫被废的楚王赵元佐为帝，妄图凭借拥立新君之功把持朝政、掌控中枢，亦有史籍记载，其党羽曾一度谋划拥立太祖次子赵德昭之子赵惟吉，意图回归太祖帝系，搅乱朝局。

    彼时宫中李皇后目睹太宗病危、储位悬空，心思摇摆、犹豫不决，虽暗中倾向于王继恩等人的废立之谋，却始终迟疑不定、不敢决断，最终下命让宦官王继恩即刻出宫，征召当朝宰相吕端入宫，欲商议新君继位事宜。

    吕端素来老成持重、洞察世事、心思缜密，素有“吕端大事不糊涂”之名，一闻宫中仓促传召，即刻察觉氛围诡异、暗藏变局，预判宫中必有废立阴谋、社稷危局。危急关头，他临危不乱，即刻取来朝笏，在笏板之上亲笔书写“大渐”二字，暗指帝王病危、国本攸关，火速派遣亲信侍从奔赴东宫，催促太子赵恒即刻入宫、镇守中枢、以防生变。与此同时，吕端当机立断，以宰相之权将擅权乱政的宦官王继恩软禁于诏书阁中，切断其内外联络，杜绝其勾结党羽作乱。

    处置乱臣之后，吕端独身入宫，直面犹豫不决的李皇后，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严明储君册立乃太宗遗诏、国之根本，废长立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