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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协议请求’。”
“那怎么办?”
“送给他看。”研究员说,“看看会发生什么。”
于是,这张照片被打印出来,夹在一份普通的工作档案里,送到了齐司的桌上。
那天,他正准备下班。
他翻到那一页,看了一眼。
符号排列得很整齐,像是一段精心设计的代码。
他觉得这东西的共同点是“没有标点”,不符合他习惯的文档格式。
于是他在“内容摘要”里写:
“结构完整,语义不明,建议后续由语言组分析。”
然后,他看了看时间——下班时间到了。
他合上档案夹,把未处理完的部分放进“待办”托盘,锁上抽屉,关灯,走人。
那段本该作为“协议请求”的涂鸦,在他的感知里,只是“另一段看不懂的东西”。
它没有被“接受”,也没有被“拒绝”,只是被当成“无关内容”丢进了工作流的某个角落。
在某个看不见的深处,那段“请求”像是被扔进了一个黑洞,没有回音。
发出请求的“存在”,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意识到——
对方根本没有“端口”。
它们像是试图和一块石头建立网络连接。
这种前所未有的“失败”,让它们本能地感到不安。
有的开始退缩,有的开始疯狂,有的开始在别的地方寻找新的入口。
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身上的“结构”“路径”“弱点”,不断在试探中被磨掉碎片,被研究院、调查局、甚至一些民间秘密组织一点点捡起来,拼成越来越完整的“图”。
所有人都以为,是自己“调查有方”。
只有齐司知道——
他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下班、回家、吃饭、整理文件、拒绝加班。
——
时间一点点过去。
更多的同事陆续疯掉、失踪、被送去“静养中心”。
有人在办公室里突然开始大笑,笑到眼泪鼻涕一把,最后整个人蜷在角落里,抱着头不停地说“海水进来了”;有人在会议中途突然站起来,冲到窗边,试图从十几层楼高的地方跳下去,说“下面有门”;还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工位上,眼睛盯着屏幕,过了很久,屏幕上开始出现一行行自己打出来的字——
“他在看我。”
“他在看我。”
“他在看我。”
那个人最后被同事发现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外界的反应,只会机械地重复这句话。
他们被陆续带走,桌上的东西被清理,留下的个人物品、未完成的工作、尚未提交的报告,全都被打包,送到一个地方——
齐司的桌上。
“这些是老周的遗留档案。”行政部的人说,“你帮忙整理一下。”
“这是小王的个人物品,他说如果他有一天走了,让我们把这本笔记本交给你。”
“还有这个,是三组那边的,说是某个失踪调查员的随身记录,上面写着‘只给齐司看’。”
各种各样的东西,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重量,被一股脑儿堆到他面前。
他没有拒绝。
不是因为他有多热心,而是——
这些东西,归档表上写着他的名字。
他只是照表办事。
那本失踪调查员的随身记录,封皮已经磨得发白,角落翘起,里面的纸张被翻得起了毛边。
他翻开,第一页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还没疯。”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记录:日期、地点、目击者陈述、梦境内容、出现的符号、听到的低语。
每一页的边缘,都有一些潦草的批注:“不对”“重复”“结构相似”“疑似同源”。
这些东西,对任何一个还保持理智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折磨。
因为它们像是一面镜子,让你看见别人是怎么一步步被拖下去的。
齐司翻了几页,觉得这本笔记本的最大问题是——
字太丑。
他在“个人遗物接收登记表”上写下“已接收”,在“处理意见”栏里填上:
“暂存,待家属认领。”
然后,把笔记本放进一个透明的资料袋里,贴上标签,塞进柜子。
那些托付给他的密码、线索、遗物,在别人眼里,是“最后的希望”“唯一的出口”。
在他这里,只是“待处理事项”。
他没有顺着那些线索去查,也没有试图把那些密码拼成一幅更大的图。
他只是把它们一一登记、分类、上架。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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