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陈默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他亲自监督指纹比对，结果毫无悬念——属于林耀。他亲自带队搜查林耀名下及常去的几处住所，在城郊一套极少使用的公寓书房地毯纤维里，发现了几点极其微小的、与周倩血型一致的喷溅状血迹残留。技术部门复原了周倩手机里部分被删除的信息碎片，其中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时间就在案发前两小时：“老地方见，东西带来了吗？”而那个“老地方”，正是枫林公寓。

    物证链似乎正在闭合。指纹、血迹、动机（周倩可能掌握的秘密）、作案时间（林耀声称案发时独自在家，但无人能证实）。陈默心中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苗，这一次，证据足够扎实，林耀还能怎么玩他的规则游戏？

    庭审日。气氛比前两次更加凝重。旁听席上，林耀的父亲林国栋面无表情地坐着，身边是几位颇有分量的面孔。陈默能感觉到无形的压力从那个方向传来。

    控方举证阶段，陈默有条不紊地呈上证据：现场发现的林耀指纹照片和鉴定报告；血迹残留的鉴定报告及发现地点照片；周倩手机复原的短信记录；法医关于死者身上特殊伤痕与“红玫瑰”悬案高度相似的证言（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林耀所为，但足以建立关联，强化动机）。

    每一项证据出示，陈默都清晰地阐述其来源、取证过程及与案件的关联性。他目光锐利地扫过被告席上的林耀。林耀依旧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坐姿放松，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专注倾听的神情，仿佛在欣赏一场与己无关的演出。

    轮到辩护律师吴峰发言。这位经验丰富的律师站起身，脸上带着成竹在胸的微笑。他没有对指纹、血迹等物证的真实性提出直接质疑，而是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取证程序和证据的证明力。

    “法官大人，”吴峰的声音清晰而沉稳，“控方出示的指纹证据，取自案发现场一个装饰性花瓶的内侧边缘。我的当事人承认，他确实在案发前一周左右，应周倩女士的邀请，去过该公寓一次，商讨一些私人事务。当时他曾触碰过那个花瓶。因此，指纹的存在只能证明他到访过，与案发时的犯罪行为并无必然联系。”

    他转向血迹证据：“至于那几点所谓的血迹残留，发现地点是我当事人名下的一处极少使用的公寓。控方声称那是喷溅状血迹，但请注意鉴定报告中的描述——‘极其微小’，‘残留’，且无法进行DNA分型确认就是死者周倩的血液。这极有可能是我的当事人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不慎沾染，后带入该公寓的微量痕迹。仅凭血型一致就将其与谋杀案强行关联，是典型的‘检方有罪推定’思维，缺乏直接证据支持。”

    最后，他拿起那份复原的短信记录：“这条短信，号码未知，内容模糊。‘东西’是什么？‘老地方’是否特指案发现场？控方无法提供任何旁证。这完全可能是他人所为，甚至可能是死者自己发出的无关信息。将其作为指控我当事人预谋杀人的证据，更是牵强附会，毫无逻辑基础。”

    吴峰的辩词逻辑清晰，步步紧逼，将看似有力的证据链条拆解得摇摇欲坠。旁听席上传来低低的议论声。陈默的心一点点下沉，他预感到对方真正的杀手锏还未出现。

    果然，吴峰最后从文件袋中取出一份装订精美的报告，双手呈上：“法官大人，基于以上对控方证据的合理质疑，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控方指控我的当事人林耀先生犯下谋杀罪，证据严重不足，且存在重大合理怀疑。此外，我方提交一份由国际权威精神疾病研究机构‘格伦威尔中心’出具的、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精神鉴定报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提高了几分：“该报告详细记录了案发前后七十二小时内，我的当事人林耀先生的精神状态监测数据及专家评估结果。结论明确显示：案发时段，林耀先生因长期高强度工作压力及家族遗传因素影响，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发作期，伴有现实解体、行为失控及短暂性失忆等症状。在此精神异常状态下，他完全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法庭一片哗然。

    陈默猛地站起身，怒视着吴峰：“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对精神鉴定制度的公然滥用！林耀思维清晰，行为缜密，怎么可能在案发时精神异常？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目的性存疑！”

    吴峰不慌不忙，将报告副本递给书记员，同时面向法官：“陈检察官的反对毫无依据。‘格伦威尔中心’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精神鉴定机构，其资质和权威性无可置疑。报告由三位独立的国际权威专家共同签署，鉴定过程严谨规范，全程录像。控方若质疑，请拿出实质性证据，而非主观臆测。法律明确规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我方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法庭依法采纳！”

    法官敲了敲法槌，压制住庭内的骚动。他仔细翻阅着那份厚厚的、盖着醒目机构印章的报告，眉头紧锁。报告内容详实，数据图表齐全，专家签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