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手，握了一辈子铜錾和刻刀的右手，从那年秋天开始时不时发麻。

    发作时连笔都握不稳，要甩好几下才能缓过来。

    他最焦虑的不是疼痛，而是废了那只手。

    发作最频繁的那阵子，他几乎不睡觉地工作，像是在和什么赛跑。

    再后来是腿，在天文仪器的梯阶上站得太久，膝盖坏了，上下观星台的台阶要扶着墙才能走稳，遇到雨天会疼得厉害。

    张卫国看在眼里。

    他没有劝梁令瓒少干点活，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你该歇歇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会歇。

    他只是默默地把值房的椅子加了一层软垫，把观星台的台阶上铺了防滑的草席，把浑天仪的检修梯阶改成了缓坡。

    梁令瓒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变化。

    有一天他扶着新改的缓坡走上浑天仪检修台，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草席和加宽的木阶，忽然对张卫国说：

    “张叔，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说。”

    “说什么。”

    “说很多，比如令瓒你别干了或者你这把年纪该歇了。”

    “你不会听的。”

    梁令瓒笑了一下：

    “也是。”

    他从检修台上伸出手，正好够到浑天仪的赤道环，

    “那就再干一阵。”

    那年冬天比往年都冷。

    长安城连下了三场大雪，司天台正殿前积雪及膝，浑天仪的铜天球上结了一层白霜，远远看去像是披了一层银色的外壳。

    梁令瓒每天早上都要亲自上去，把霜擦干净。

    不是不信任别人，而是觉得这架仪器跟了他这么多年，临老了更要好好待它。

    他擦得很仔细，每一道环都不放过，擦完之后再校准一遍，确认齿轮没有因为低温而咬合变紧，然后站在旁边看它慢慢转，看上好一会儿才下来。

    张卫国有时候会站在台下，看着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弯腰擦霜的背影。

    他想起开元三年，西市泥地上蹲着画星图的少年，瘦瘦的，袍角沾着泥点子，一边念着甘德说有，石申说没有，一边往泥地上画叉。

    后来这个人铸出了正圆的赤道环，画完了全天星图，造出了一架自己会动的浑天仪。

    而现在，他每天早上都在给这架浑天仪擦霜。

    从泥地上画星图到铜球上擦白霜，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姿势。

    天宝二年春天，梁令瓒开始整理毕生的手稿。

    他把浑仪铸造的图样、星图的观测记录、浑天仪的齿轮尺寸和结构原理全部拿出来，一张一张摊开，压在值房的大木桌上。

    手稿太多了，桌子不够大，他就把相邻的门板卸下来搁在两个凳子上，搭成一个临时的大案。

    案上堆满了纸卷、图样、记录本，有些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一碰就碎，他小心翼翼地用指尖夹起来，像是在捧着什么活的、脆弱的东西。

    张卫国帮他分类。

    两个人花了半个月，把所有的图样按时间顺序排好，补充了注释，装订成厚厚十册，浑仪两册，星图四册，水运浑天仪四册。

    其中那四册水运浑天仪的手稿里，几乎每页图纸的边缘都有改动过的痕迹。

    齿轮的齿数改了七版，凸轮的弯度改了四版，铜锡比例试了十几种配方。

    他在最终的定稿旁边把这些试错的过程都写了进去，不是炫耀自己有多认真，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哪条路走不通、为什么走不通。

    做完这些之后，梁令瓒干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找人把十册手稿连同浑天仪的备用图纸全部抄写了几份副本，然后放话出去。

    任何匠人、天文生、读书人，想看的尽管来，想抄的也尽管来，不设禁，不收钱。

    消息传开之后，长安城里的匠人和天文生们起初都不太信。

    将作监的老范铜匠，当年帮他铸造浑天仪大齿轮的那位，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了。

    听说之后专程拄着拐杖赶来问：

    “梁公，您这是要把一辈子的饭碗往外扔啊？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不怕旁人学了去？”

    梁令瓒正坐在值房门口晒太阳，腿上盖着一张旧毯子，手里捧着一碗热茶。

    他请老范坐下，说：

    “这些东西，搁在我肚子里，带进棺材，就是废纸。”

    “搁在别人手里，说不定还能做出比我更好的。”

    “你就不怕有人抄了去冒你的名？”

    “冒就冒吧，他抄得走图纸，抄不走手艺，手艺得靠手，一遍一遍练。”

    “再说，天上的星辰，从来也没藏着掖着。”

    “谁想看都能看，这地上的事，也该如此。”

    老范拄着拐杖站起来，朝梁令瓒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