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意义重大。”

    这时，约瑟夫·贝尔医生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问道：“索雷尔先生，我还有一个疑问。

    无论是爱丁堡大学，还是伦敦的医院，都已开设了法医学课程，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我只是个外科医生，我的专长，似乎并不完全在此。”

    莱昂纳尔坐直了身体，语气肯定：“贝尔医生，现代是有专业的法医学。

    但他们往往过于聚焦于‘死者’本身，而忽略了现场——那个发生罪行的环境。”

    而您的‘演绎法’，将所有与之相关的痕迹都纳入了观察和推理的范畴。

    脚印的形态、衣物上的粉尘、裤脚的泥土……这样才更全面、更立体！

    尸体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现场的痕迹，才在述说‘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莱昂芬纳尔最后诚挚地说：“就像‘香垂尔案’，您靠的不仅仅是毒理学，还有对环境的判断。

    只有您注意到煤气的泄露量不足以致死。遗憾的是，似乎直到现在，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听完这番话，约瑟夫·贝尔医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微微眯起眼睛，似乎在回忆那些他协助警方破解的疑案。

    半晌，他才叹了口气，自嘲地摇了摇头：“我用自己的方式为苏格兰场破了那么多案子——

    到头来，最先发现这套方法价值的，竟然是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一个家……”

    约瑟夫·贝尔医生站起身，和莱昂纳尔握了握手：“索雷尔先生，阿瑟，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我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