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踏入一八八一年六月，比巴黎的天气更热的，是《雷雨》持续不退的狂潮。

    这部戏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已经超过十五场，每一场都要把过道票卖满。

    票房如同防洪堤溃坝的塞纳河，狂热的观众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了整整一个月，仍然未见颓势。

    黎塞留街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成了固定风景，票贩子穿梭其间，将原本就不菲的票价炒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

    真正让巴黎人意识到《雷雨》已超越一部成功戏剧范畴的，是一种被称为“雷雨病”的奇特现象。

    一些囊中羞涩却又沉迷剧情的年轻学生、小职员或文艺青年，反复购票观看。

    据说纪录保持者是个来自拉丁区的医科学生，足足看了十一场。

    他们只买最廉价的、需要全程站立的“过道票”。

    但更古怪的是他们的观剧方式。

    剧场里，他们屏息凝神，如同朝圣，直到剧中某个关键节点——

    或是“玛德莱娜”悲愤交加地喊出那句“是命运！是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

    或是“玛德莲夫人”用那种预示着毁灭的腔调说出“好，你去吧！小心，现在风暴就要起来了！”

    ——那一刻，他们会爆发出短促而热烈的喝彩，仿佛等待已久的仪式完成。

    随后这些观众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毫不犹豫地挤过人群，消失在剧院外的夜色中。

    他们将后半场的电闪雷鸣、死亡与疯狂留在身后。

    这种只等一瞬间感情爆发的偏执行为，成了巴黎沙龙里最新鲜的谈资。

    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有人说这只是穷鬼附庸风雅的怪癖。

    但无论如何，“雷雨病”这个略带调侃的称呼，不胫而走，成了《雷雨》现象级影响力的又一明证。

    而法兰西剧院的喧嚣早已超越了国界。

    伦敦的绅士、柏林的学者、维也纳的艺术家、圣彼得堡的贵族、巴塞罗那的革新派、罗马的文艺爱好者……

    他们操着各种口音，如潮水般涌入巴黎。

    他们的行程单上，比参观卢浮宫还要靠前的，就是去法兰西喜剧院看一场《雷雨》。

    旅馆老板和马车夫们眉开眼笑，他们或许看不懂那出戏，但他们认得清法郎和生丁。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需求，法兰西喜剧院开了欧洲戏剧演出的先河

    ——将《雷雨》的演员分为三组，核心演员如莎拉·伯恩哈特、弗朗索瓦·戈蒂耶-吕扎尔什等主演夜场；

    其他两组经验丰富的演员则分别承担下午场和周末加演。

    如此轮换，才勉强满足了欧洲各地戏剧迷的需求，也让喜剧院的票房收入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字。

    埃米尔·佩兰院长看着账本，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几乎能融化北极冰川。

    《雷雨》掀起的风暴，冲击的不仅仅是普通观众，更在戏剧界的同行中引发了地震般的效应。

    那些名字本身就能代表一个时代戏剧成就的大剧作家们，也从欧洲各地涌向巴黎。

    他们怀着好奇、审视、嫉妒……种种复杂的情绪，坐进了黎塞留厅。

    小仲马特地从佛罗伦萨赶回来，在观看完演出以后，在自己的包厢里沉默了许久。

    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刚刚写好的《巴格达王妃》剧本给撕了。

    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原本在慕尼黑访问，在德国朋友的极力推荐下，专程来到巴黎，连续观看了两场《雷雨》。

    这位以《玩偶之家》震动欧洲的戏剧革命者，在演出结束后没有像其他观众那样狂热欢呼。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电灯的光芒，久久不语。

    回到旅馆，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和《雷雨》比起来，《玩偶之家》就像是一部十八世纪的作品。”

    此外还有德国的保尔·海塞、俄国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些各自国家的戏剧泰斗，在观看《雷雨》后，反应惊人地一致：

    深感震撼，同时感到一种创作上的落伍与危机！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莫斯科剧院经理的电报中直言：“……立刻安排引进《雷雨》的演出权！不惜代价！

    我们过去的许多创作观念，需要彻底反思了。”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大师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法兰西喜剧院乃至莱昂纳尔本人，发出了会面的请求。

    他们都想亲眼见见这个将戏剧艺术推向新高度的年轻人。

    对于剧作家来说，限制他们创作的不是想象力，而是客观的舞台技术的发展。

    传统戏剧要遵循“三一律”（同一天内，同一地点，一条主线），一方面是让矛盾能更集中地爆发；

    另一方面也是舞台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