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良俱乐部里，英国的绅士们开始激烈的争论——

    “连平民都告？”

    “必须告！不然以后任何作家都可以跑到贫民区收买人心，然后说‘看，人民支持我’。”

    “可这些人……就是些工人、酒吧老板、缝衣女工。告他们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这是让所有平民知道，替那个法国佬说话的下场。”

    “但这也太……”

    “太什么？太严厉？首相被逼急了。女王在盯着他，欧洲在嘲笑他。他必须拿出点狠手段。”

    “一个外国煽动者，一群国内同谋，合谋颠覆帝国。这个罪名就重了！”

    “可证据呢？就凭他们说了几句好话？”

    “看法庭上律师还能拿出什么证据吧！”

    “我年轻时在印度见过一个案子，一个当地报纸编辑批评总督，最后判了他煽动罪。

    证据就是他那篇文章，还有几个读者说‘他说得对’。他判了十年苦役，读者三年。”

    “你也说了，那是在印度！我们不会这么……”

    “不会怎么？印度不是帝国的一部分么？”

    没人再接话了，大家都感到一阵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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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分，消息传到了东区。

    弯镐酒吧没开门。门板上贴了张手写告示：“今日歇业”。

    但酒吧门口围了十几个人。都是附近的工人、小贩、邻居。

    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是真的！老吉米被抓了！昨晚来的警察，四个人，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的！”

    人群一阵骚动。

    “肖恩呢？肖恩·奥马拉呢？”

    “也抓了！白教堂那边都传开了，凌晨三点，警察砸门，把他和两个弟弟都带走了！”

    “玛丽·卡特呢？那个缝衣女工？”

    “抓了……连她老爹一起抓的。她老爹都六十七了，路都走不利索，也被带走了。”

    “乔·哈里斯呢？那个工匠？”

    “抓了。他老婆抱着孩子哭，警察不让她跟着。”

    人们沉默地站着。雨开始下，细细密密的秋雨，打湿了衣服，但没人动。

    一个老妇人低声说：“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就因为说了那个法国人是好人……”

    旁边的人拉了她一下：“别说了。小心你也……”

    老妇人闭上嘴，但眼泪流下来了。

    她儿子去年得肺炎死了，请不起医生。是“邦德先生”替她写了封信给教区救济会，才要来一点买药的钱。

    药没救回儿子，但她记得那份好意。

    现在，那份好意成了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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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下午，雨下得大了。

    南华克区的一条窄巷里，玛丽·卡特的房东正在清理房间。

    玛丽和父亲昨晚被带走，房东今天一早就来换锁。

    房间里东西不多——一张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贴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是《加勒比海盗》里杰克船长的插图。

    房东把那张画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壁炉。

    最后他锁上门，把钥匙揣进口袋。这房间他得尽快租出去。少一天租金都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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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越下越大。

    白教堂区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肖恩·奥马拉的妻子坐在床边，搂着三个孩子。

    最大的孩子九岁，最小的才两岁。

    警察凌晨三点来的，砸门，吼叫，把肖恩和两个睡在客厅的弟弟从床上拖起来，孩子们都吓哭了。

    肖恩被铐走前对妻子喊：“别怕！我没事！”

    妻子知道他在撒谎，她听说过煽动罪——最重五年苦役，流放澳大利亚。

    雨从破窗户飘进来，打湿了地板，屋里冷得刺骨。

    大儿子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妻子说不出话。

    二女儿问：“警察为什么抓爸爸？”

    妻子还是说不出话。

    小儿子在哭。

    邻居悄悄送来一点面包和土豆，放在门口，敲敲门就走了。没人敢进来，也没人敢多问。

    肖恩去年带头请愿，要市政厅装水管。后来水管真装了，虽然只有三个，但总比没有强。

    那时候邻居们都说他是英雄。

    现在，没人说他是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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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点，雨停了。

    巴黎圣日耳曼大道117号，莱昂纳尔放下刚刚送到的《泰晤士报》。

    窗外的巴黎天刚刚黑下来，但他觉得一点光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