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一九一六年书信集》①

    亲爱的朱安②：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很快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这时候是否还在摩洛哥，你的右手怎么样了？

    这里的邮袋像伤员一样被一站一站往后送，有时到了，有时就不知落到哪条泥路或哪辆车底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我写完它时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清醒。军医给了我一些药，疼痛轻了些，脑袋却昏昏沉沉。

    我的肩膀和左腿都挨了几个碎片，血流了不少，但军医说我运气好，没有一块碎片进入内脏当中。

    但在眼下，“运气好”听上去并不十分体面，尤其是在我失去了几乎整个连队的情况下，况且我这里仍能听见炮声。

    你会懂的，伤口不是奖章，至少在战地医院里不是。

    七月一日③之前，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会不同——不要笑我，我也相信过。

    我们有飞机、有重炮、有“罐头”，还有可以连续射击的冲锋枪……参谋们在地图上把箭头画得笔直，仿佛敌人不存在。

    第一次看到那些“罐头”从后方慢慢爬出来，有那么一刻，我也愿意相信这些铁块比血肉更可靠。

    过去两年，我们把太多好人交给了铁丝网和机枪。我想，也许这一次，铁块会让我们走得更远些，死得更少些。

    后来我才明白，铁块只是铁块，它也会陷进泥里，也会迷路，也会燃烧。

    我们出发前，大炮已经把敌人的阵地反复犁了一周，大家都说德国人和日本人不可能还成建制地活着。

    可等我们出去了才发现一切都是谎言！侦查飞机是看见了很多他们的阵地，可那大部分是迷惑我们的幌子。

    我们以为是炮位的阵地，到了才知道只有几根粗木头；我们以为敌人的正面壕沟被打烂了，结果子弹是侧面射来的。

    ——日本工兵在这方面尤其讨厌！

    我不能断言哪些工事是日本人修的，哪些是德国人修的。但就我自己看到的情况，日本人甚至愿意在假战壕里塞活人！

    ——为的只是让我们的重炮多浪费一些炮弹！

    我们总觉得日本人只会低头冲锋，错了！他们会藏在欧洲人死都不愿意藏的烂泥里，只为了等我们毫无防备地接近。

    他们不像德国人那样大喊大叫地冲上来，却更令我感到厌恶——他们毁灭了战争的艺术。

    “罐头”最初确实有用，但一旦被炸断了履带，或者掉进那些早就为它们准备的大坑里，就一无是处了。

    参谋们说这是决定战争的终极武器，一旦出现在战场上，就会把德国人彻底毁灭。

    但很显然，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它早有防备。该死的，我就说我们不应该让那么多德国工程师来法国找活！

    敌人的小炮比我预想中更可怕，尤其是藏在树林边、废墙后、反坡下的轻炮和中炮。

    当“罐头”被炸断了履带或者陷进了深坑里，步兵就失去了所有掩护，只能靠手里的冲锋枪和他们的炮硬拼。

    天啊，你能想象吗？我们竟然为了一种错误的战术秘密训练了四个月！然后连一门轻炮都没有带到战场上……

    参谋部坚信“飞机侦察-重炮轰击-坦克推进-步兵清扫”就是现代战争。他们错了，而代价是我们这些前线的人！

    那时我真想要几门就在身边、能跟着我们走的小炮，哪怕是拿破仑时代用的4磅炮或者6磅炮也好！

    美国人表现得不错——你知道我不轻易夸人——尤其是那些印第安人，为了获得公民权，不要命似的往子弹底下钻。

    眼下战场上的通信完全坏了，电话线断得太快，无线电也被干扰了，传令兵一个接一个倒下，信号弹在烟里看不清……

    将军们当时大概还以为我们按表推进，可前面许多地方早已经停住，结果我们是朝着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战场前进。

    我知道我们是军人，不能把个人判断放在纪律之上。可如果继续这么让士兵送命，究竟是纪律，还是另一种懒惰？

    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这样说，但对你，我可以。

    对了，我还遇见了一个人，这事说来奇妙，莱昂纳尔·索雷尔④先生的儿子克莱芒⑤现在和我竟在同一个医院帐篷里！

    我在圣西尔见过他一面，但没有交集。而我们都靠他父亲和巴斯德实验室造出来的特殊血清⑥活了下来，扛过了感染。

    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爱说话，并且昨天已经转移到更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了，我没有机会让他转达对索雷尔先生的敬意。

    我现在躺在帐篷里，身边每个人都在呻吟，包括我自己。血清把我们从死亡手里夺了回来，但没有人能逃过伤口的痛。

    你可能会说，我太阴沉。也许是因为疼痛，也许是因为药物……可我并不后悔参战，也不后悔成为法国的军官。

    法国必须胜利，若法国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