狈的时候，总会替自己记住一些更残忍的细节。

    也许她只是站在那里，也许她真的让那只熊朝我挥了挥手。

    可在我后来的梦里，她每一次都会笑。

    我恨她。

    我也恨修一。

    最初在工地干活时，每扛起一袋水泥，我都会在心里骂他们一句。

    五十公斤，从堆料场走到搅拌机需要四十七步，我一天大概要走一百多趟。

    到了晚上，肩膀肿得连衣服都碰不得，于是我就躺在那间六叠大的房里，把他们从祖父那一代骂到皋月将来出嫁。

    话说，皋月会出嫁吗？实在是想象不到那丫头嫁人的场景啊……

    算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到骂得累了，也就睡着了。

    这倒是治好了我时不时失眠的毛病。

    ……

    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

    他们有时会问，我以前做过什么。

    我的手不像从年轻时便干粗活的人，刚去时连绳结都打不好，搬东西却总爱指挥别人怎么放。

    一个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几天，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

    我没有解释。

    “课长”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

    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

    两个月后，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

    是他把我推开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全都在我签字以后向前走。

    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懂他们，因为每年新年会向他们鞠躬，会在夏季慰问时多发一箱啤酒，也会在有人受伤以后让秘书送去果篮。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断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张工伤单送进办公室以后，可以被人变成多少种说法。

    操作不当、未按流程、个人疏忽、临时雇员责任自负。

    每一种说法都写得通顺，也都有表格可以证明。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只要选中其中一种，坂本一家接下来三个月吃什么，便跟着变了。

    我过去大概也签过这样的东西。

    我记不起来了。

    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努力回想，脑子里出现的却只有总额、比例和月底的损耗率。

    我记得大阪工厂每个月人工成本是多少，记得加班费上涨会少掉多少利润，却想不起那些数字后面有没有谁断过手指。

    我开始不太敢骂皋月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她。

    我只是偶尔会想到，那份合同摆到我面前时，修一问过产能，皋月问过违约金。

    我当时觉得他们胆小，觉得真正做生意的人必须敢赌。

    如果那张纸决定的只是我的房子和车，我或许还能继续这样想。

    可那家工厂停下以后，几百个人同时失去了工资。

    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也住进过南千住这样的地方。

    ……

    工地结束是在第二年春天。

    最后一笔工资发下来时，债权管理会社先拿走了大半。负责扣款的人告诉我，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好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