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

    合同签错了，钱借多了，生意做亏了，最后房子被收走，公司也归别人。

    等我真正站到下面以后，才发现经营没有这么简单。

    一间会社倒下，最先消失的当然是老板的钱，可事情不会停在那里。

    工资发不出来，熟练工就会离开；材料商拿不到货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跟着缺货；已经做到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新的承包商接手以后还要重新检查、重新组织人手。

    原本账面上只差几千万日元，拖上几个月，最后需要填进去的钱可能已经翻了几倍。

    裁掉一个人也是一样。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我看到的是人工费减少了多少。

    后来真正做过现场，我才知道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离开以后，新来的人要多久才能顶上；一个熟悉仓库位置的班长被辞掉以后，一车货为什么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发出去。

    这些东西很少会写进最开始那张削减成本的表格里。

    可它们最后都会变成钱。

    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会社就不该裁员，也没有觉得经营者应该养着所有人。

    生意撑不下去的时候，该砍的地方还是得砍。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看到“削减人工”“关闭工厂”“停止采购”这些词时，会习惯再往后多想一步。

    省下来的究竟有多少？

    后面又会多花掉多少？

    过去的我只会算前一个数字。

    我后来去过上野。

    高架桥下面住着越来越多失业的人。

    他们里面有我认识的工人，也有过去穿西装的人。

    有一个男人以前是小建设会社的现场主任，最风光时带着几十个人做项目，手里总夹着一根进口香烟。再见到他时，他用纸箱挡风，脚上那双皮鞋已经裂开了口。

    他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

    “田中，你运气真好。”

    我差点笑出来。

    一个破产、负债、住南千住、工资每个月被扣走大半的人，第一次有人说我运气好。

    可我想了想，又觉得他说得对。

    我确实运气很好。

    因为我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破过一次产了。

    等所有人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早就在地上。

    地上的日子很难过，但至少不会再摔一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能够比较平静地回想大阪工厂。

    皋月当然算计过我。

    这一点我到今天也不会替她否认。

    她知道汇率会出问题，知道那份合同危险，还故意让我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次脱离本家的机会。

    可她能做这些，是因为她太了解当年的我。

    只要把“独立经营”四个字摆在面前，我就会自己伸手去拿。

    只要有人告诉我订单会越来越多，我就敢借更多的钱。

    只要银行愿意贷款，我就会把贷款当成别人对我能力的认可。

    只要前一年赚了钱，我就会觉得第二年理所当然还应该赚得更多。

    后来整个日本都这样做了一遍。

    我只是比他们早了几年。

    这个发现没有让我好受多少。

    只是，它让我终于没办法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女孩。

    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而已。

    ……

    一九九零年秋天，报纸开始大篇幅报道失业、欠薪和企业倒闭。

    我又一次看见了西园寺三个字。

    这次是在救济公告上。

    西园寺拿出钱，越过已经破产的会社，把一部分欠薪直接发给工人。后来又有人组织起独立劳工互助会，替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接新的项目。

    仓库里有人拿着报纸感叹，说西园寺家真有钱。

    另一个人说，有钱人偶尔做点善事，也是为了名声。

    我坐在旁边吃妻子早上捏的饭团，一直没有接话。

    我当然知道西园寺家很有钱。

    我更知道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用钱的。

    至少，我以前管工厂的时候，从没想过一家已经倒掉的会社还欠着工人工资，与另一个集团有什么关系。

    我会说，那是原经营者和银行的问题。

    皋月却把手伸了进去。

    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了收买人心、接管劳动力，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打算。

    大概都有。

    她从来不是一个会单纯做好事的人。

    可桥洞下面拿到工资的人不会在乎动机。

    他们只知道孩子终于有钱去医院，房租可以再交一个月，明天还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