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怎么了？”

    “我开千字二十五，他居然拒绝了！”陈文涛的声音很大，连对面的老张都抬起了头，“说稿子已经投给你们了，一稿多投是文坛大忌。你说说，现在还有这么死心眼的年轻人吗？”

    李建国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头顶，握着听筒的手都出汗了：“他……真这么说的？”

    “我还能骗你？”陈文涛叹了口气，“不过他也算会做人，答应给我们写新稿子，叫《山楂树之恋》，知青爱情题材。我给了千字二十五的预约价。”

    “那《星光》……”

    “你们的了你们的了！”陈文涛没好气地说，“不过我告诉你老李，这作者我看上了。你们好好待人家，别亏待了。”

    挂断电话，李建国还握着听筒，手微微发抖。

    “怎么了？”老张问。

    “拒绝了。”李建国放下听筒，长长舒出一口气，“陈文涛开千字二十五，作者拒绝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千字二十五？”老张推了推眼镜，“《萌芽》这是下血本了啊。”

    “所以咱们不能亏待了。”李建国猛地站起来，抓起稿子，“我得去找总编，现在就去。”

    “现在？”老张看看墙上的挂钟，“还没到上班点呢。”

    “就现在。”李建国头也不回地走出办公室。

    总编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李建国敲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中山装的领子。

    “进来。”

    推开门，总编王振华正在看校样。

    见是李建国，他摘下老花镜：“怎么了老李？这么急。”

    “王总，有篇稿子，您必须看看。”李建国把稿件放在桌上。

    王振华看了看厚度：“这么长？中篇？”

    “三万多字，作者是复旦大学大一新生，十九岁。”李建国顿了顿，“但写得……写得不像十九岁。”

    这话引起了王振华的兴趣。

    他重新戴上眼镜，拿起稿子：“《星光下的赶路人》……名字不错。你坐，我看看开头。”

    李建国在旁边的藤椅上坐下，看着王振华一页页翻看稿子。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王振华翻页的速度越来越慢，有时还会翻回去重新读某一段。

    李建国注意到，当读到李青山深夜冒雨去给学生补课那段时，王振华的手指在稿纸上轻轻敲了敲。

    又过了十分钟，王振华终于放下稿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作者真是十九岁？”他问。

    “真是。我打听过了，叫周卿云，陕北农村考来的，父亲原来也是文化人，文革期间去世了。”李建国说，“而且他之前已经在《萌芽》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叫《向南的车票》，拿了千字十五的稿费。”

    “千字十五？”王振华挑了挑眉，“《萌芽》给新人这个价，不低啊。”

    “所以这篇……”李建国试探着说，“咱们给多少合适？”他甚至都没有多此一举的问一句要不要这篇稿子。

    王振华没有立即回答。

    他重新戴上眼镜，翻到稿子的最后几页，又看了一遍，然后念出了那句：“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他抬起头：“这句话，能流传下去。”

    李建国心里一喜。

    “这样，”王振华拍板，“千字二十。这个新人，值得这个价。”

    李建国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千字二十？王总，这……这算是新人天花板了吧？”

    “天花板就天花板。”王振华说，“这样的人才，咱们《上海文学》要留住。你跟作者联系，告诉他稿子我们用了，下期刊发，头条位置。”

    “好！好！”李建国连声应道。

    “还有，”王振华补充，“跟作者说，如果以后还有好稿子，优先考虑我们。《上海文学》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

    从总编办公室出来，李建国觉得脚步都轻快了许多。他回到自己座位，第一件事就是铺开信纸，准备给周卿云写信。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周卿云同志：

    您好。您的来稿《星光下的赶路人》已通过编辑部审阅，并获一致好评。经研究决定，拟发表于《上海文学》1987年11月刊，头版头条位置。

    稿费标准为千字二十元，共计人民币六百四十元整，将于刊物出版后汇至您指定地址。

    您坚守文坛规矩、一稿不二投的原则，令人钦佩。

    望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上海文学》期待与您的长期合作。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