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群体思维” 场景中，如果个体身份依然存在，情况也同样棘手。比如，有 20 个人共享一个 “公共意识”—— 他们可以交换记忆，进行心灵交流，但本质上仍然是独特的个体。或许他们的记忆共享并不完全，所以没有完全融合成一个单一的人格。

    这 20 个人中有一个人加入群体是因为他有易怒的问题，他认为加入一个松散的群体思维有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一天，他通过群体思维感知到，他的一个 “心灵伙伴” 受到了虐待，这一感知触发了他的愤怒，于是他杀死了那个施暴者。

    单看这个事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现实生活中，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的一个朋友向你讲述了自己遭受犯罪侵害的经历，你出于替朋友复仇的心理，去找施暴者算账 —— 朋友并没有要求你这么做，所以朋友是无辜的，而 “复仇” 这一动机或许可以作为量刑时减轻处罚的情节，但谋杀行为本身依然是存在的。

    然而，如果涉及到 “共享记忆”，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有人攻击我，我出于自卫杀死了他，这属于正当防卫；但如果我在攻击结束后还去追杀他，那就构成了谋杀。在争吵过程中开枪杀人，与走到车里拿出枪再回来杀人，这两种行为的性质也不同 —— 后者涉及 “蓄意谋杀”。

    但是，如果你的 “群体思维伙伴” 一直在脑海中清晰地盘算着 “想要杀死那个人”，而且这种想法还 “渗透” 到了你的脑海中，那么情况就变得可疑了：你到底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犯罪，还是受到了群体思维的影响？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法官来说，要对这类案件做出判决，都将是一场噩梦。我曾经和我的一个法官朋友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 她以善于思考这类深奥的问题而闻名。听完我的想法后，她只是笑了笑，说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判决。

    法律和科幻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和难题，但我觉得这些概念和难题在科幻 genre（类型）中往往被忽视，或者被处理得过于简单化 ——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我认为，“谁是凶手” 这类谋杀题材在科幻作品中确实很受欢迎，但关于 “审判过程” 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再回到之前的设想：我去看医生，得到了一个糟糕的诊断结果 —— 我得了癌症，而且是恶性的，最多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第二天醒来时，有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是 2100 年了。原来，最初的那个 “我”（即患病的我）做了一次记忆转移，原本计划在 “新的我”（克隆体或被储存起来的我）成长或在休眠状态中等待时，不断更新记忆，直到他（最初的我）死亡。但后来他们发现，“新的我”（克隆体）存在一个致命的基因缺陷。于是，最初的我就把 “新的我” 冷冻起来，直到他们找到治愈基因缺陷的方法。

    后来，最初的我变得非常愤怒，大约一年后，他开枪杀了人，之后在与警察的枪战中死亡。

    现在的我（解冻后的克隆体）并没有那些杀人的记忆，但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仅仅删除犯罪记忆，甚至删除犯罪动机，并不一定能让一个人变得无辜。

    但我们假设你现在认为 “我是无辜的”。那么，如果他们找到一个 “黑盒子”，里面储存着最初的我直到死亡前的所有记忆 —— 如果现在的我是无辜的，那么我们能否说，一旦我将这些记忆下载到我的大脑中，我就会变得有罪？如果这些记忆真的会让我变得有罪，那么是不是任何下载了这些记忆的人都会变得有罪，无论这种下载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就像之前那个 “被孩子父亲绑架的乘客” 的案例一样：记忆的转移是自愿还是被迫，这本身是另一个犯罪和问题，但 “拥有这些记忆是否会导致有罪” 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如果拥有这些记忆会让我变得有罪，那么任何拥有这些记忆的人都会有罪；反之，如果没有这些记忆，我就是无辜的 —— 那么，删除自己的犯罪记忆，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无辜。

    这种思考很容易让你的大脑陷入混乱，而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并没有答案。这些思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的意义远超 “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这类问题 —— 比如，“意识上传” 或者 “用计算机部件替换部分大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思考范畴。

    这些操作既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瞬间完成的，但你完全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证明 “手术后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同时也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证明 “你依然是你”。比如，突然将一个人的智商提高好几个数量级，很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他的性格。

    争论 “一个在记忆上与你完全相同的复制品是否是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只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同样，争论 “删除或添加一些记忆是否会改变你的身份”，也可能只是语义学问题。理论上，除了随着时间推移，你和克隆体会因为经历不同而逐渐产生行为差异外，删除或添加记忆本身并不会导致你和克隆体产生行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