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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2日，棉花十斤，给张主任（公社食堂，傍晚用自行车拉走）；

    5月 8日，棉纱三捆，卖给黑市（东头窑厂，戴帽子的男人收的）；

    ……

    最后一行写着：5月 20日，高粱杂面一批，去向不明（后听马主任说给了张主任，让处理给“特殊人”）。

    “你爹怎么会有这些？”

    李建国的手有些发抖，指腹划过那些字迹，能感觉到纸的粗糙。

    这些记录太重要了，能和他手里的证据对上，像两把钥匙，能一起打开真相的锁。

    “我爹晚上在仓库巡逻，看到好几次马主任带人来拉东西，鬼鬼祟祟的。”

    王秀抹了把眼泪，手背都擦红了，带着点疼，“他就偷偷记在烟盒纸上，藏在巡逻用的手电筒里，怕被人发现。”

    “他说本来不想多管闲事，怕惹祸上身。可被辞退那天，躲在墙角听到马主任跟张主任打电话，说要把这批杂面处理给公社，还说‘就算吃死人也没人敢查’，我爹气不过，就……”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肩膀一抽一抽的，像寒风里的芦苇。

    李建国捏着纸条的手微微发抖，指节泛白。

    原来不止他一个人在收集证据，公道自在人心，总有眼睛在看着，总有良心在记着。

    他突然明白，马致远的嚣张背后，藏着多少人的隐忍和愤怒，像埋在地下的火种，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燎原。

    “你先回去，告诉你爹，我一定会想办法，不会让他白白受委屈，一定让马致远付出代价。”

    他把胶卷和纸条锁进木箱，箱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上面有个破洞，用铁皮补着，锈迹斑斑的，像块不起眼的废铁。

    “最近别再来找我，不安全，马致远的人在盯着我，说不定也盯着你家。”

    王秀点点头，站起来要走，裤脚沾着点泥，是从乡下赶来时蹭的。

    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说：“我爹说，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让我把这些交给县纪委，他说邪不压正，天总会亮的。”

    李建国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那背影很瘦，却挺得很直，像株倔强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