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建国呢，他身上其实也不干净。

    在跟着马致远的这几年里，他帮马致远收过钱，帮马致远送过礼，帮马致远掩盖过不少小事，手上也沾了不少“黑料”。

    可他早就想好了说辞，面对调查组的询问，他一脸委屈地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暗中取证，我是被马致远胁迫的，他拿着我的家人威胁我，我不得不干这些事，我心里一直都很痛苦，一直在找机会揭露他的罪行。”

    他一边说，一边还挤出了几滴眼泪，装出一副忍辱负重、委屈巴巴的样子。

    再加上他的确提供了不少关键证据，为调查组全面突破案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调查组的人也觉得他“情有可原”，是个“有功之臣”。

    于是，上面决定对他不予追究，不仅不追究他的责任，还对他“忍辱负重、长期蛰伏在坏人身边，为揭露犯罪做出重大贡献”的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还在内部会议上表扬了他。

    马致远倒台后，纺织厂的政治处主任位置就空了出来。

    杨秀云凭借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是县里的老领导，在县里很有威望——顺理成章地坐上了这个位置，成了纺织厂新的政治处主任。

    杨秀云和李建国的关系一直很暧昧，两个人早就暗通款曲，只是碍于各自的身份，没有公开。

    现在杨秀云当上了主任，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她暂时没有提出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她怕离婚会影响自己的形象，怕别人说她“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这样一来，忙活了一圈的李建国，再次成了孤家寡人。

    他喜欢的杨秀云，成了纺织厂的主任，却不能和他公开在一起；他名义上的妻子李红英，又因为受到马致远的牵连，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李红英跟着马致远的时候，帮他做过不少事，比如帮他保管赃款，帮他传递消息，甚至还帮他欺骗过其他的情妇，这些事都被调查组查了出来，她自然难逃干系。

    但是，由于李红英刚生了孩子，还在哺乳期，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不能把她关进监狱，所以她被判了狱外执行，住在纺织厂分配的宿舍里，带着孩子，每个月都要定期向治安队报到，接受监督，不能随便离开县城。

    有意思的是，李红英住的宿舍，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她和李建国刚结婚时，纺织厂分给他们的那两间婚房。

    兜兜转转，她又和李建国住进了同一个宿舍院，只是不在同一间屋，两个人成了“邻居”。

    李建国心里早就没有李红英了，尤其是在和杨秀云勾搭上之后，他更是看不上李红英。

    现在李红英不仅成了阶下囚，还带着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是她和马致远生的，这让李建国更加厌恶她，连看到她都觉得恶心。

    他不想再和李红英有任何牵连，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她的关系，于是就去找杨秀云商量，想让杨秀云帮他想个办法，离开纺织厂。

    “我不想在纺织厂待了，”李建国对杨秀云说，“在这里，每天都能看到李红英，我心里不舒服，而且别人都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对你也不好，要是被人发现我们的事，对你的前途也有影响。”

    杨秀云也觉得李建国留在纺织厂不方便，于是就答应帮他。

    她利用自己父亲的关系，四处打点，想把李建国从纺织厂这种企业单位，调到地方上的事业单位。

    这样一来，李建国既能离开纺织厂，避免和李红英碰面，又能摆脱“纺织厂职工”的身份，进入体制内，对他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同时，他和杨秀云见面也更方便，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关系。

    纺织厂虽然是国企，但李建国的后勤科长只是企业编制，而公社副主任是事业编制，按理说，企业编制调到事业编制，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架不住杨秀云的关系硬，她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县里的人事部门就批了，说李建国“有能力、有觉悟，在揭露马致远犯罪案件中表现突出，适合到基层锻炼，为群众服务”。

    就这样，李建国一个纺织厂的后勤科长，平调到了双桥公社，成了公社的副主任，虽然级别没变，但身份从企业职工变成了事业单位干部，算是“上岸”了。

    这样一来，李建国的身份就相对自由了一些，他和杨秀云什么时候想约会，都可以找个借口，比如“汇报工作”“讨论业务”，不会有人怀疑；同时，他也彻底摆脱了李红英，不用再和她有任何牵扯，眼不见心不烦。

    在公社主任办公室里，李建国和刘兵寒暄了一阵。

    刘兵很热情，给李建国倒了杯热水，跟他聊了聊公社的基本情况，比如公社有多少个大队，多少人口，主要的产业是什么，最近在推进哪些工作，还特意提到了李向南和良种基地的事。

    “向南是你的发小，对吧？”刘兵笑着说，“他现在可是咱们公社的名人，培育的良种长得特别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