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让她慌了神——她和马致远的关系见不得光，这个孩子根本没法对外解释。

    她想打掉孩子，偷偷去了县医院，可医生说“打胎伤身体，以后可能怀不上了”，她又害怕了。

    她跟马致远说想打掉孩子，马致远却坚决不同意，拍着胸脯说“这是儿子，必须留下，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安排个办公室的正式岗位，让她“风风光光地做人”。

    很快，马致远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从工厂弄了一个“临时工招工指标”，说是给“农村优秀青年”的机会，待遇和正式工差不多，还能慢慢转成正式工。

    然后，他让她回望山屯，找一个“老实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离婚。

    这样一来，孩子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她也能继续跟着他，不用担惊受怕。

    她当时已经被爱情和权力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回到村里，在父亲的安排下，很快就和李建国“处对象”了。

    李建国是村里的“文化人”，高中毕业，长得也精神，只是家里条件不好，父母早逝，跟着奶奶过活，一直没找到对象。

    能娶到“城里姑娘”李红英，还能进工厂当临时工，他当时高兴坏了，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对她百依百顺，什么都听她的。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李建国进了纺织厂，成了一名临时工，每天在车间里累死累活；

    她则继续“养胎”，住在那个出租屋里，偶尔回村里看看，装作“贤惠媳妇”的样子。

    那段时间，她一边享受着李建国的照顾——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她，还给她买好吃的；

    一边继续和马致远偷偷来往，接受着对方的“好处”。

    她心里还暗暗嘲笑李建国“老实”“好骗”，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垫脚石”，等她站稳了脚跟，就一脚把他踹开。

    她以为，这件事会一直瞒着，她会一直过着这样的“好日子”。

    可她没想到，李建国并不是真的“老实”。

    他进了工厂后，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她花钱大手大脚，身上的衣服、鞋子都是他买不起的；

    她很少回宿舍，总是说“住在亲戚家”，可他去问过，根本没有什么“亲戚”；

    还有，马致远对他总是“格外关照”，经常让他加班，却从不给他评奖，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轻蔑。

    李建国心里起了疑心。

    他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观察着。

    他发现，马致远经常偷偷找她，两人说话的时候，眼神躲闪，举止亲密；

    他还在她的包里，发现了一张男人的照片，虽然照片上的人戴着眼镜，看不清脸，却和马致远很像；

    有一次，他提前下班，去那个“出租屋”找她，看到马致远从屋里出来，两人还说了几句话，马致远还拍了拍她的肩膀。

    李建国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有当场发作，只是默默地回了工厂宿舍。

    那一夜，他抽了一晚上的烟，心里又气又恨——他觉得自己被耍了，被当成了傻子。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时候，正好赶上“整风运动”，严查干部作风问题，工厂里到处都贴着“揭发不良风气”“打倒腐败分子”的标语。

    李建国觉得时机到了。

    他没有直接去工厂举报，而是写了一封匿名信，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还有那张照片，一起寄给了县纪委。

    他在信里说“马致远利用职权，玩弄女性，破坏他人家庭”，还说“李红英道德败坏，欺骗老实人”。

    县纪委很快就介入调查。

    马致远的事情被捅了出来，不仅是和她的不正当关系，还有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给亲戚安排工作、克扣工人福利等问题。

    工厂里的工人早就对马致远不满了，见有人揭发，纷纷站出来作证，说自己被马致远“穿小鞋”“扣工资”。

    证据确凿，马致远很快就被停职审查，最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被判了刑，送进了监狱。

    她也受到了牵连。

    虽然她没有参与马致远的贪污受贿，却因为“作风问题”“破坏他人家庭”，被工厂停了职，接受审查。

    那时候，她刚生下小兵没多久，还在哺乳期，加上她“主动交代”了问题，哭着说自己“被马致远欺骗了”“是受害者”，才没有被关进监狱，只判了“一年监外执行”——不允许离开县城，每月必须到治安队报到，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还要参加街道组织的“劳动改造”，帮着扫大街、清理垃圾。

    李建国在这时候，提出了离婚。

    他拿着她和马致远的证据，在公社民政所哭着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