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长接过剧本，随意翻了两页，当看到“听障儿童”四个字时，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他把剧本往桌上一扔，烟灰正好落在封面的“无声”二字上，像给这两个字蒙了层灰。

    “听障儿童？”他嗤笑一声，吐出个烟圈，“这题材也太偏门了。

    我们审核的片子，要么是劳动模范事迹，要么是致富典型故事，都得有教育意义，符合主流宣传方向。

    你这片子，既不宣传政策，又不鼓舞干劲，拍来干啥？”

    林默赶紧上前一步，语气急切：“刘科长，这片子拍的是真实的听障儿童，叫乐乐。

    他从出生就听不见，后来戴上助听器，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声音哭成泪人；

    为了学弹钢琴，手指磨出厚厚的茧子也不放弃。

    这些孩子努力学习、追求梦想的样子特别打动人，能让更多人关注听障群体，这也是一种意义啊。”

    “打动人有啥用？能当饭吃吗？”刘科长呷了口浓茶，茶渍在搪瓷杯壁上留下一圈褐色的印记，语气越发不耐烦，“我们要的是能在公社礼堂、大队晒谷场放的片子，是让农民看完浑身是劲，第二天就想着去种地、去搞生产的片子。

    你这片子放完，人家哭得稀里哗啦，情绪低落，谁还有心思干活？”

    他顿了顿，像是施舍般补充道：“不如你改改，把听障儿童改成贫下中农子弟，加些跟着政策搞养殖、种果树的情节。

    比如写他家里穷，却靠着党的好政策，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最后还带动全村人一起干。

    这样改了才符合要求，审核也好通过。”

    林默的心像被烧红的针扎了一样疼，密密麻麻的痛感顺着血管蔓延到四肢百骸。

    他想起半年前第一次见到乐乐的场景，那孩子躲在妈妈身后，睁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却对周围的声音毫无反应。

    妈妈拿着摇铃在他耳边使劲摇，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嘴角没有一点弧度。

    当助听器第一次戴上，调试成功的那一刻，乐乐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进妈妈怀里，用小手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角，嘴里含糊地喊着“妈妈”，那声音不成调，却比任何音乐都动人。

    他想起乐乐学弹钢琴的日子，小小的手指还没有琴键宽，按下去却格外用力。

    为了弹准一个音，他要反复练习几十遍，手指尖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成茧子，妈妈心疼得直掉泪，他却用手语比划着“我要弹《小星星》给妈妈听”。

    这些镜头都浸着他的汗水和孩子们的真情，是他扛着借来的摄影机，在特教学校的琴房里守了一个月才拍到的。

    “这改了就不是真实的故事了。”林默咬着牙，声音有些发颤，却异常坚定，“这些孩子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努力和挣扎值得被真实记录。

    我不能改，也改不了。”

    刘科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发出“滋啦”的声响。

    “不改？”他冷笑一声，身体往藤椅上一靠，“年轻人，别太固执。

    审核通不过，你这片子拍了也白拍，半年的心血全白费。

    你自己掂量掂量，是守着你的‘真实’，还是让片子能放出去。”

    林默没有再说话，他弯腰抱起桌上的木盒和剧本，转身走出了审核室。

    走廊里的光线很暗，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被树枝切割成零碎的光斑，落在他的脚边。

    他走到楼梯口，却没有力气迈下去，干脆抱着木盒蹲在墙角，头抵着冰冷的墙壁，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他在电影公司的走廊里蹲了两天。

    第一天早上，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三个前一天买的干硬馒头，就着自来水啃了下去。

    馒头太硬，刮得喉咙生疼，他却不敢多喝自来水，怕一会儿想上厕所，没人看着木盒。

    中午的时候，保洁阿姨路过，看到他蹲在那里，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个煮鸡蛋递给他：“小伙子，看你年纪不大，咋这么跟自己较劲？

    吃个鸡蛋垫垫肚子。”

    林默连忙道谢，握着温热的鸡蛋，眼泪差点掉下来。

    第二天，帆布包里的馒头已经吃完了，他只能靠喝自来水充饥。

    嘴唇干裂起皮，一说话就疼，眼睛布满了血丝，像熬了几个通宵。

    他守在经理办公室门口，只要有人路过，就赶紧抬起头，看看是不是能做决定的人。

    有同事劝他回去，说刘科长说了算，再蹲也没用，他只是摇摇头，把木盒抱得更紧了。

    迷迷糊糊中，他想起乐乐戴着助听器，第一次弹完整首《小星星》的场景。

    那天特教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都围在琴房里，乐乐坐在钢琴前，小小的身体挺得笔直，手指在琴键上慢慢移动。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