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中国还在市场化初期阶段，各地发展不均衡。即便是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省内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参差不齐，富者广厦千万间，贫者家无余粟，朝不保夕。

    社会分化日益显著，催生出一批吃螃蟹的人，漂洋过海冒险寻求谋生手段。

    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因民间信息闭塞而笼罩一层神秘面纱，口口相传中被神话为淘金天堂，一度吸引无数人前往。他们之中，许多人以非法劳务的身份进入欧洲，披荆斩棘白手起家，随时间推移，大多已取得合法身份。

    至今日，许多浙江家庭，尤其温州、青田一带，总能找到一位旅居法国、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亲戚，在当地从事餐馆经营或批发生意。

    谢莉当年，就是听信传言，成为赴欧洲打工的无数女孩之一。

    彼时谢莉年仅十五岁，个头瘦小营养不良，蛇头起初收到她的资料有点犹豫。问她家人在哪儿，谢莉声称自己是孤儿，没有家人。

    蛇头当然不信，但他懒得细究。

    每次偷渡途中都会出现失踪和死去的人，多个十五岁的女孩，无非只是多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蛇头收下谢莉不知攒了多久的零碎毛票，将她安排在出发名单。

    浙江宁波港口，至法国巴黎的这段路程，总共消耗了五周。其中大部分时间，谢莉躲在集装箱里，先到香港，再到东南亚和转运站土耳其，她差点在集装箱几乎窒息的空气中死去。

    载了非法入境乘客的大卡车，通过陆路驶入法国边境。

    铁门栅拉开，夜风扑面，谢莉脸色苍白。

    她终于确定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

    咖啡厅一方角落陷入异样的静默。

    维克多描述的“谢莉”，和蒋修印象中耀眼夺目的大艺术家母亲相去甚远，难以相信两者是同一个人。

    桌子底下，商越川主动伸手，悄悄与蒋修十指相扣。

    她听不懂维克多那大串法语，但她敏锐捕捉到蒋修眉宇间闪过的错愕惊讶。她的手掌心温热，带着一股温柔坚定的力量，缓缓渗入蒋修指缝之间。

    蒋修偏头望她，眸光深沉。

    只一瞬，随即收回视线，继续问维克多，他当年身为大律师，为何会与谢莉结识。

    维克多被勾起久远往事，喉咙发出一声轻叹：“说来话长。”

    谢莉初到巴黎，语言一窍不通，找不到正规工作，只能在华人开设的餐厅打黑工维生。像她这种没身份、没背景、又肯吃苦的员工，深受黑心老板喜爱。

    谢莉本人倒不觉得苦，她自学法语，把点单送菜的工作，当成口语联系机会。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却只拿法国最低时薪的三分之一。谢莉不在乎，依旧干得很开心，还去读市政开设的免费公益课程。

    维克多顿了顿，似乎在怀念谢莉旺盛的生命力。

    算数、乐理、文学……

    谢莉都报过课，但没基础，听不懂。

    最后误打误撞选了雕塑课。

    谢莉自称小时候擅长捏泥巴，别人捏个小狗小猫，她能捏出具体的人，把其他小孩惊掉下巴。

    在巴黎平安无事度过一年，正当谢莉打算提涨工资，唐人街遭到移民局突击搜查。

    老练的黑工服务员，嗅到危险气味，早就脚底抹油跑没影了。唯有谢莉，没见过眼前阵仗，像根木头傻傻立在原地。

    直到肩膀被一位熟悉的工友狠狠拍了一下：“跑啊！快跑！你难道想被移民局遣返吗？！”

    谢莉恍然大悟，拔腿奔逃。

    “我当天正在中餐馆吃牛肉面，”维克多律师说，“刚抬头，就看到大批移民局官员和警察冲进店铺。年轻员工从后厨逃走，Sherry跟在人群后边，临出门的街道，不小心撞倒迎面经过的一位老人。”

    谢莉僵在原地。

    在“逃跑”和“回去扶人”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自然是被移民局逮个正着。

    “Sherry吓坏了，但她恢复得很快。”维克多讲述时带了笑意，“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脸上挂着眼泪，像是挨了老师一顿批评。她断断续续，用半生不熟的法语向法国警察博取同情，语气真诚到我都快信了。”

    事实上，维克多经常光顾那家中餐厅，注意过谢莉很多次。

    这个东方女孩，口袋里总是装了一本破旧的法语单词书，客人点完单，她鹦鹉学舌似的跟着读一遍。

    维克多笑着说：“法语是法国的灵魂，没人会拒绝愿意学习我们文化的人。”

    那个年代的法国，非法移民颇受争议。

    一部分普通民众，对非法移民极其不满，指责他们用廉价的劳动，剥夺了本国民众的工作资源，恨不得将这些不速之客打包扔走。

    另一部分，以左翼媒体和个别非政府组织为代表，对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