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旦爆发民变、敌寇突袭、乱兵窜扰，无城墙迟滞敌军，敌寇可直扑官署、仓库。

    纵使有内堡、炮台，城区沦陷、百姓遭难是既定事实，地方主官、分管治安官吏必定重责、罢官流放。

    旧城墙虽难挡重炮，但至少能拖延时日，给官吏组织抵抗、疏散百姓的缓冲。

    新式坊卡、巡防、烽燧体系尚属新制，规制未全、经验不足，短期内极易出现漏洞，一旦出事，朝堂非议、言官弹劾会接踵而至。

    第四，旧制修城墙，徭役征发有固定规制、地段。

    若是改为大范围修建炮台、墩台、巡堡，工事散布城郊、山野，民夫征调范围更广、劳作地点分散，督工官吏调度难度加大，极易引发民怨。

    民间有城方安观念根深蒂固，骤然废墙，百姓人心惶惶。地方官吏既要维持治理，又要安抚舆情，两头承压，极易激化官民矛盾。

    第五，自有城池以来，历朝历代的地方行政、治安、巡检、防务皆围绕城池构建整套流程。

    废除城墙等于推翻一整套基层办事旧例，各级官吏需要重新学习新规制、新流程，老吏习惯难改，行政效率短期大幅下滑。”

    ……

    六部尚书纷纷出声了，既给出了赞成了理由，也给出了反对的理由。

    赞成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修城和维护耗费日大、限制城池发展、对工业和商业不利；

    反对的是礼法、治安、军事安全等；

    想拆掉限制，但又害怕，两难的选择。

    听着群臣的理由，崇祯双眼微眯，对于城墙这个事儿谁都没有他有发言权，毕竟他是经历过的。

    华夏大地上的城池至少有数千座城池，但在后世能存世的百不存一。

    第一座被拆出城墙的大城是天津城，那是在一九零零年联军占据天津后，以军事和卫生为由强拆城墙，年底动工，历时两年拆完，并写入条约永不再修城墙。

    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一些通商口岸接连拆除，诸如汉口、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拆除，原因很多，如为修铁路、马路、卖砖创收等。

    到了三十年代，大战爆发了，为便于疏散、防城墙被日军利用，国民政府下令各地拆墙。

    大战结束后，为了发展以及北京的样板效应，全国城墙纷纷拆除，除了极少数还没有来的及拆、没钱拆的被列入文物保护，得以幸存。

    但让政府真正下令拆除城墙的依旧是两个方面，一是冷兵器时代的盾牌，挡不住现代战争的矛。

    先是物理层面的失效，传统砖石城墙在近代线膛火炮面前不堪一击，无法再提供有效的保护。

    既然花巨资建起的城墙在战争中也守不住，再投入资源去修建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则是战术层面的不便，大战的那一段时间里，沦陷的城池成为扶桑的坚固工事，同时为了在敌军空袭时，方便城内百姓快速疏散到城外乡村。

    二是从发展上看，城墙从保护圈到围困圈。

    首先是传统的城门狭窄，根本无法满足汽车时代日益增长的车流需求，成为交通堵点。

    其次随着人口涌入，老城急需向外扩张，而坚固的城墙就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把城市锁在了有限的空间内。

    拆墙扩城，就是为了给城市发展松绑。

    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吃紧，而拆除城墙后的城基土地可以标卖出让，拆下来的城砖、城石还能用于其他市政建设，一举两得。

    从这一方面来看，当战争远去、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后，城墙的角色也随之反转，从城市守护者变成了城市现代化的绊脚石。

    按照现在的发展，二十年城墙就会成为城池发展的紧箍咒，三四十年后，城墙的军事防护就失去了作用，

    甚至说让朱慈烺监国，自己大半时间投入到两院的研发中，搞不好五六十年后或许内燃机就能出现。

    既然早晚都是要拆除的，那倒是不如早点，能省去太多的事儿。

    思索了许久，崇祯抬头看向众人：“唐爱卿的提议很好，朕是非常认同的，诸位爱卿的赞成和反驳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朕还是以为可以拆。

    朕有几点理由，第一，军事上，城墙彻底失效，火炮、炸药、机枪轻松轰开或越过城墙；

    且热气球让城墙的防护变得毫无意义，热气球并不是什么技术难度很高的东西。

    未来的战争是火器的战争，火器的战争如果打阵地战，那就等于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

    如果敌人打到了内陆，我们要做的是运动战，利用熟悉地形优势歼灭敌人，或者说利用战壕将敌人挡在外面，

    因为一旦出现缺口，防守方往往面临的是全军覆没的风险，更有可能会出现敌人屠城的可能。

    相信朕，战壕的阵地战的伤亡一定比坚守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