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点安抚对象’,以较高补偿额(不超过九万)换取其自愿买断、息事宁人。该笔费用计入项目‘特殊人员安置成本’。”
特殊人员安置成本。
我看着这行字,胃里一阵剧烈的翻搅,几乎要呕吐出来。原来,当年那笔看似“人性化”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八万六千元,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一场精密的计算!是用一笔在当时看来“足够”的钱,买断一个技术骨干的未来,买断一个重病家庭的希望,买断一个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清净”!
而“自谋职业”这四个字,对于时年三十八岁、只有工厂单一技能、还要照顾患病妻子的老金来说,无异于一张流放证书。它意味着,从签下名字、接过那八万六千元现金(或许是存折)的那一刻起,他和国有体制、和那份虽然微薄但稳定的工资、和那套虽然简陋但属于工厂的福利房、和那份能报销部分医药费的劳保医疗……所有的一切联系,都被彻底斩断。他被抛向了刚刚开始野蛮生长、毫无规则可言的市场经济大海,成了一叶没有任何依靠的孤舟。
我关掉这个文件夹,感觉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我需要知道更多。我凭着记忆,在系统里搜索与“市国营第二纺织厂”地块相关的后续项目。很快,我找到了。那块地皮在远大集团收购后,并未立即开发,而是闲置了几年。直到2003年,才启动了名为“锦绣花园”的商品住宅项目。项目账目显示,当初收购纺织厂,包括土地、厂房、设备以及“安置”所有职工的总成本,在“锦绣花园”项目第一期开盘不到三个月时,就已经全部收回。而整个“锦绣花园”项目最终的净利润,是当初收购成本的数十倍。
老金和他一千多名工友的“买断费”,在远大集团这部庞大的赚钱机器里,连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都算不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我的目光落在老金那份表格的“备注”栏——“配偶长期患病”。陈桂芳,老金的妻子,贝贝的母亲。她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可怕的联想击中了我。我立刻开始搜索集团历年来参与的、与“国有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衔接”或“改制企业职工遗留医疗保障问题”相关的文件或项目。我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那波国企改制大潮中,无数像老金妻子这样的“家属”或“因病提前退休”的职工,他们的医疗保障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断层甚至完全消失,成了“体制外”的人,看病完全自费。而当时的医疗保障体系远未健全,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
我没有找到直接关于纺织厂职工医疗衔接的专门文件。但在另一份泛黄的、关于处理某破产化工厂“历史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我看到了这样冷酷的表述:“……关于原厂职工及其家属的医疗费报销问题,原则上一律不予承认。改制时的一次性补偿已包含对此类风险的买断。个别闹得凶的,可由街道出面,以‘困难补助’名义给予少量一次性救助,但必须签署‘永不追究’承诺书……”
永不追究。
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当年,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浮肿、脸色蜡黄的陈桂芳,握着厚厚的缴费单,和老金一起,挤在某个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工作人员冷漠而程式化的脸,低声下气地哀求、解释。而对方给出的,或许就是几百上千元的“困难补助”,和一张需要他们签字画押的、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就医疗问题提出要求的纸张。老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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