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更深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惧。

    顾远的死，U盘的失踪，苏晚的若即若离，现在又是金卫国的自焚……所有这些事，像一张网，而沈默就是织网的那只手。不，沈默不是手，沈默只是一根针，一根被更大的手握着，刺向他的针。

    “医院那边安排好了吗？”赵承德换了个话题。

    “安排好了。院长亲自在等您，全套检查已经预约，心内科、神经科、心理科的专家都会过来会诊。媒体那边我们也打了招呼，通稿已经拟好——您是因为连日操劳慈善事业，加上今晚受到极端分子惊吓，突发心脏不适，需要静养。”

    “静养。”赵承德冷笑一声，“我静养的时候，外面那些人会怎么说？会怎么传？他们会说赵承德心虚了，躲起来了，因为他害死了人，因为他二十年前造了孽！”

    “舆论我们可以控制。”林涛说，“视频已经在全网删除，各大平台我们都打了招呼，热搜也撤了。剩下的，我们可以引导——把焦点转移到‘极端维权行为的危害性’上，转移到‘社会底层心理疏导机制的缺失’上，甚至……可以暗示金卫国精神有问题，他的指控都是妄想。”

    赵承德看了林涛一眼。这个跟了他十年的助手，此刻显得格外冷静，甚至冷酷。他的建议是对的，是有效的，是最符合“危机公关”逻辑的。但不知为什么，赵承德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适。

    二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包工头，第一次用推土机碾过那些不肯搬迁的平房时，也有过这种不适。那时候他告诉自己：这是发展的阵痛，是必要的牺牲。十年后，当他成为地产大亨，用钱和关系摆平一桩桩麻烦时，那种不适感越来越淡，最后消失了。他习惯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更高级的生物，一个可以俯瞰众生的棋手。

    可现在，当金卫国用最原始、最暴烈的方式，把二十年前的债拍在他脸上时，那种不适感又回来了。而且更强烈，更恶心，像有什么腐烂的东西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车子驶入医院地下车库。专用电梯直达VIP楼层。院长和几个主任果然等在电梯口，脸上堆着职业性的关切。

    “赵董，您受惊了。”院长握住赵承德的手，“我们已经为您准备了最安静的房间，您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

    赵承德点了点头，任由他们簇拥着走进病房。房间很大，像五星级酒店的套房，有客厅、卧室、独立的卫生间和陪护间。窗外是医院的花园，夜色中树木影影绰绰，喷泉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医生们给赵承德做了简单的检查：量血压，测心率，听心肺。血压偏高，心率过速，但都在“受惊吓后的正常反应”范围内。他们开了些镇静和安神的药，嘱咐赵承德好好休息，便礼貌地退了出去。

    房间里只剩下赵承德和林涛。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赵承德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握过铁锹，握过砖块，握过推土机的操纵杆，后来握过钢笔，握过红酒杯，握过慈善支票的放大模型。现在，这双手在微微发抖。

    “林涛。”他忽然开口。

    “赵董。”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十年三个月。”

    “十年。”赵承德重复，“我待你怎么样？”

    林涛顿了顿：“赵董待我恩重如山。没有您，我现在可能还在工地搬砖，或者因为打架斗殴在坐牢。”

    这话半真半假。十年前，林涛确实是个混迹工地的小混混，因为一次斗殴差点被判刑。是赵承德捞了他出来，让他跟着自己，教他做事，提拔他，给他钱，给他地位。但“恩重如山”这个词，在现在的语境里，听起来像一种隐形的绑架——我给了你这么多，你就该为我卖命，就该处理好所有麻烦，包括今晚这种砸场子的疯子。

    “恩重如山。”赵承德笑了，笑容很疲惫，“那你说，今晚的事，是你失职吗？”

    林涛的身体僵了一下。

    “晚宴的安保方案是你亲自制定的，保洁公司是你选的，人员审核是你负责的。”赵承德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个刚被招进来的临时工，带着一桶汽油，混进了我的慈善晚宴，当着全市政商名流和媒体的面，把自己烧死在我面前——你说，这是谁的责任？”

    林涛低下头：“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处罚？”赵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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