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清一色是：“一次性补偿，家属签署免责声明”。

    而在表格最下方，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住了三个字：沈建国。

    我父亲的名字，死因栏写着：“交通事故，2001年7月15日”。处理结果：“肇事者醉驾，已判刑。无其他关联。”

    但在这行字旁边，有人用不同的笔迹写了一段话，字很小，挤在边缘：“沈建国，《城市晚报》记者，死前正在调查‘凤凰计划’后续安置问题。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赵承德。车祸现场有目击者称，看到肇事车辆在事故前跟踪沈建国车辆超过二十分钟。该目击者后改口，称‘看错了’。”

    这段话没有署名。笔迹很陌生，不是我父亲的，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人的。

    我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看着这段话，看了很久。久到日光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昏黄变成深蓝，久到管理员过来提醒闭馆时间。

    我没有哭，没有愤怒，甚至没有特别的感觉。就像被人用钝器在胸口重重砸了一下，最初是麻木的，要过很久，疼痛才会慢慢渗出来，渗进每一根骨头里。

    我知道父亲是被人害死的。这些年我一直知道，只是不愿意去证实。因为证实了，就意味着我必须做点什么，而我又能做什么呢？一个被行业封杀的摄影师，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烂人，去对抗赵承德那样的庞然大物？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用犬儒主义当盾牌，用嘲讽当武器，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好人没好报，坏人活千年，别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直到顾远的死。直到老金的死。直到现在，看到父亲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这份死亡名单上。

    我才明白，有些债，是逃不掉的。它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从父亲传到儿子，从施害者传到受害者，从二十年前传到今天，直到有人用血来偿还。

    所以我来了江边。苏晚约的地方。她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没有开车，步行来的，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围巾裹着脸，只露出眼睛。江风很大，吹起她的长发，像一面黑色的幡。

    “看完了？”她走到我身边，靠在栏杆上，看着江面。

    “看完了。”我说。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

    “什么感觉？”

    我没有回答，反问她：“苏秀兰是谁？”

    她沉默了几秒钟。江上的货轮拉响汽笛，声音沉闷，传得很远。

    “是我姐姐。”她终于说，“亲姐姐。”

    “那苏建国——”

    “是我父亲。”她转过头，看着我。夜色里，她的眼睛很亮，像两点冰冷的火星。“苏晚不是我的本名。我本名叫苏小兰。姐姐叫苏秀兰，大我六岁。”

    她解下围巾。江边的路灯照在她脸上，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她的脸——不是看她的美貌，而是看那些细节：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鼻梁微微歪斜，像是断过又重新长好的，下巴的线条很硬，和她的妩媚形成一种诡异的对比。

    “这道疤，”她指了指眉骨，“是火灾那晚留下的。姐姐把我从窗户推出去，她自己没来得及。我摔在楼下堆放的建筑垃圾上，钢筋划破了脸。后来被送到医院，脸上缝了十七针。”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父母和姐姐的尸体，三天后才被认领。因为烧得太厉害，要靠DNA鉴定。赵承德派人送来五万块钱，说是‘人道主义救助金’。我舅舅——我母亲唯一的弟弟——收下了钱，签了字。然后把我送进了孤儿院。”

    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点燃一支。火光在她脸前一晃，照亮了她眼睛里某种坚硬的东西。

    “我在孤儿院待了四年。十四岁到十八岁。那四年，我学会了三件事：第一，不要相信任何人；第二，美貌是武器；第三，仇恨是燃料。”她吐出一口烟，“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孤儿院。改了名字，做了点小手术调整了脸上的伤，然后去了‘夜泊’应聘。”

    “你计划了多久？”我问。

    “十年。”她说，“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我用十年时间，从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变成‘夜泊’的头牌，变成赵承德的情人，变成他最信任的‘红颜知己’。我陪他出席各种场合，听他吹嘘自己的发家史，听他讲‘凤凰计划’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之一。每次他讲这些，我都要笑，要崇拜地看着他，要夸他真厉害。而我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从那个王座上拉下来，让你跪在我父母的坟前磕头。”

    她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

    “顾远的死，是你计划的？”我问。

    “不完全是。”她摇头，“顾远是自己发现了公司的秘密。他太天真，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揭发赵承德。他找到我，以为我是‘被压迫的女性’，以为我可以帮他。我利用了他，给了他一些假线索，让他去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