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很尷尬。

    但杨间那种毕恭毕敬的表现，又实在不好恶语相向，以显自己小气。打个哈哈，便问起平阳战事经过，以及苟政、河东的情况。

    杨间自是有问必答，將苟氏集团一些“八真二假”的情况告之，趁著机会，不著痕跡地將孙万东部的强悍，以及苟政屯兵汾水的举措，告之。

    一听苟政领兵驻於汾水，张平立刻就想起几个月前与苟政相持汾水，寸步难前，无奈握和的情况，当时心中就警铃大作，谨慎对待了。

    当天的会面，自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张平故作深沉，不置態度，杨閭也不急著將苟政的筹码都摆明，只是到驛馆，静心等待。

    而当日在并州刺史衙门之中，因为河东使者的到来，并州高层之间的爭论更加激烈了。不少的一部分人，都认为平阳既已落入苟军之手，已错过攻取最佳时机，苟军那边又显然有备，仅靠永安近万兵马，不足以进取，应该退兵。

    何况，双方秘密往来数月，苟政又以礼相待，若背约相攻，既不能確保成功，也有违道义，不可取...

    支持进兵的人则认为，苟军久战兵疲，正可趁势取之，將整个山西之地，都囊括入并州治下，

    以窥中原。至於兵力不足的问题，只需继续调遣增派人马即可，并州六郡十余万户人口，武装数万军队是绰绰有余。

    而这自然又引发了更大的反对声，以河东苟军表现出的实力与战斗力，在已失先机的情况下，

    想要完成反扑乃至消灭对方，代价得何等高昂，届时受苦的还是他们这些士民。

    不管是“进取派”还是“保守派”，实则都基於一个原因，山东那边，已经彻底大乱了。首先，麻秋与王朗在东归途中，分道扬了，麻秋承李閔之命，將王朗军中上千羯士屠杀，意欲兼併其眾，王朗不察败走，心知难容於李閔，奔裹国投奔新兴王石祗而去。

    而麻秋则尽起步骑，归鄴城，路过枋头之时，声势日益庞大的蒲洪，自然不可能让路。非但不让路，反而起了心思，命其子蒲健率军击之。

    蒲军人多势眾，且粮械充足，以逸待劳，麻秋军却是东归疲、士气低落，哪里是蒲军对手，

    最后被蒲健所擒，连带魔下部卒，被蒲洪吞併。

    这一仗，就像彻底打开了北方大乱局的开关，紧隨其后，此前自鄴城出逃冀州的汝阴王石琨以及太尉张举，会同绕道北归的王朗，一同举兵七万，南下鄴城，討伐李閔。

    在鄴城之北，再度爆发了一场让李閔名震天下的大战。面对来势汹汹的“羯赵军”，李閔仅率千余精骑，便將其击败，手操双刃矛，驰骑纵横，所向摧陷，斩首三千余级。

    具体过程的真假或许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很明確，在李閔掌控鄴城、操纵朝廷，並不断掘断石氏统治根基之后，来自羯赵地方势力的第一波大反扑，被李閔轻易化解了。

    击败石、张、王联军之后，李閔与李农二人，又迅速採取主动，率领三万骑兵，征討占据石瀆不奉其命的张贺度。在鄴城周边，那些反对李閔的势力之中，就属石瀆距离鄴城最近，就在东边不远，腾出手来，张贺度也就成为李閔第一征討目標。

    在山西的角力围绕著平阳城展开的时候，山东的这些消息，也源源不断地翻越太行，传过来。

    中原大乱，天下崩摧，显然已成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態度也是迥然不同的，在并州高层，分歧格外严重。激进者认为，正应趁此时机，壮大实力，以爭天下；保守者除了顾忌自身的家业財產之外，也认为，天下大乱，在中原局势未定之前，不宜轻动，以免深陷泥潭......而持此论调的背后，则是对张平的不看好。

    面对內部的尖锐而激烈的爭论，张平自身也十分纠结，依他本心，自是倾向於前者。天下大乱，正是野心家快速崛起的时候，张平有人、有兵、有地盘，怎会不想爭上一爭，但那些反对的声音，他又不敢忽视。

    最后，还是张平比较信任的长史贾雍，向他进言，方勉强打消了张平南下之心。贾雍就问了张平两个问题：明公已然下定决心，要与苟氏决裂，南下平阳、河东？內部不寧，军力不强，明公可有战而胜之的把握？

    这两个问题，也扎扎实实，问在了张平心中最大的两个顾虑上。

    其一，苟军是一路打出来的，多是些亡命之徒，即便总体实力不强，但想要灭之，张平並不认为很容易。

    其二，就是并州內部问题了，兵眾虽多，但军力不强，军政令並未实现真正、彻底的统一，刺史府与各郡之间，官府与地主豪强之间，矛盾重重。

    还有更为关键的，那便是胡人与赵人之间的矛盾，李閔在鄴城的杀胡，可引爆了整个北方的“胡赵矛盾”。并州诸胡杂聚的歷史，可是源远流长，而羯赵势盛时，赵人士民豪强，也饱受凌辱，因此在并州向胡人反击復仇的声音並不小。

    而这种种问题，张平若不调理好，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