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追溯原因，恐怕还得从麻秋之乱、枋头大战说起。

    尤其是再閔取得惊世大捷的枋头之战，虽然趁再閔痛击各路赵军的机会，

    健从枋头城內，將荷雄、安等氏精英力量给解救出来，並西迁汲郡，躲过再閔兵锋。

    但枋头集团的溃散，却不是难以遏制的，即便荷健天纵雄才，也难以收拾。

    对枋头集团来说，麻秋之乱如果不是把洪干掉了，死伤个万把人，虽然痛，也只是伤个皮毛罢了；

    河东败退，死伤惨重，算是伤筋动骨，但总有恢復的时候；唯有枋头一战，

    冉閔那个恶兽，逮著机会，狠狠咬上来，將枋头集团衝击得支离破碎。

    其余状况就不细表了，就那些棲身氏魔下的关西士族来说，在麻秋、冉閔的两波衝击之下，各自选择大有不同。有坚定追隨符氏，抗击仇的，但更多人的选择，还是明哲保身，变乱降临之际，收拢部眾逃散，保存实力。

    关键在於战后，当健与汲郡重新建立大营，四处遣派使者，招聚枋头集团旧部时，除了氏、羌诸部眾之外，很多关西豪右，都迟疑了。

    包括曾被洪倚为心腹的王墮、梁楞等人，他们犹豫的原因很简单，氏不復其盛了，在枋头待了那么久，枋头集团的底细他们可清楚得很，或许符健还能聚拢起一定的实力，但绝无洪在时可以窥探中州天下的力量。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这些关西士族，一直坚持西定关中的战略后方，已经易手，被苟政给趁隙袭取了。如果苟政也是如杜洪一般的银样枪头也就罢了，但与健在河东较量过的苟军，已经证明其强劲与难缠。

    这样的情况下，氏原本光明的前途，直接晦暗起来，而王墮等人，又如何肯再绑在的氏这艘船上呢？

    如果要让这些关西豪右讲忠诚，那显然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他们与氏的结合，本身就是时局所致，他们需要氏强横的实力以棲身、立足。

    当符氏集团根基受到不可逆的严重损伤之后，两者之间结合的缘分也自然而然淡薄起来。

    另一方面，如王墮者，投靠符氏，符洪本人的能力及威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健虽然也有明主之资，但在败军危难之际，想要人拋家舍业、赌上一切追隨，他还没有那个魅力。

    於是乎，在整个夏季，王墮等关西豪右，也处於一种游魂野鬼的状態，滯留於河南，彷徨於乱世。当然，最主要的，观望局势发展，以定归宿。

    这些人，第一目標显然还是回关中，但在最初绝没有投靠苟政的意思，在那时，就和符健接掌氏残余势力一般，初入的苟政身上，也带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以右族一贯蔑视的视角去看苟政这种寒门，他能够立足关中是存疑的。

    不过，当夏季过去，关西的局势，在县大战之后，却是显著地清晰起来，

    王墮等流亡士族，了解虽然不是太清楚，但长安依旧在苟政手里，以及击败了司马勛数万大军，这种大方面的情况，却是不爭的事实。

    到这个地步，选择的天平也在悄然之间，发生著倾斜。不过，一直到六月下旬，已经联合起来共御危险的王墮等人，还是没有彻底下定决心。

    直到武威贾玄硕率先提出：“今天下纷扰，群雄並立，廝杀愈炽，我等土人，再不谋棲身之所，滯留关东，必受其害！”

    再之后，贾玄硕又直接表示，我等关西右族，除了西返，別无去处！至於南边，那是提都不用提。

    许多大势所趋的事情，当有人率先开口之后，得到的只能是附和。事实上即便贾玄硕不说，留给王墮等人选择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们聚眾自保，是基本不谋生產，没有那个条件，能够支撑他们立足河南观望的，除了此前的积累，便是靠採集、捕猎，但两个月后，这种模式便很难再支持下去了。

    而隨著关东局势的日益危燮，他们再滯留关东，恐怕真要彻底陷进去了。別的不提，汲郡的健，实力初復之后，便有南渡之兆。

    或许河北群雄不是健能够轻易平復的，但河南的一干“臭鱼烂虾”，恐怕也不是健对手。他们这些“背叛者”，若是落在健手里，下场绝难得好。

    於是，在入秋之后，王墮等人，於河南滎阳，携族眾及襄聚的秦雍流民三万余人，举旗西归。目的，当然是去投奔苟政，並且被他们搞出了一个“师出有名”。

    无他，苟政、苟元直，乃关西豪杰、晋夏英雄。虽然对北方的豪右们来说，

    民族情结这种东西是很淡薄的，也根本不值当拿出来说，但这一点，却给他们投靠苟政提供了一个正义的理由、平缓的台阶。

    做了决定，並迅速採取行动，但归途也並不是平坦的，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顺利。麻烦大抵来源於两处，一是伊洛地界，早已是一片荒芜，几百里的路途间，

    获取食物补给相当艰难，导致进展很慢，死难与逃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二则与再魏政权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