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他要荆州文武与他联名，再度向朝廷上书请命北伐，表面是请命，实际上自是施压，不能让建康的虫们太痛快：

    其二，以振武將军毛穆之为主將，率精兵七千西进，配合益州刺史周抚、梁州刺史司马勛，三面夹击，共討盘踞涪城的叛贼萧敬文。

    说起来，萧敬文也是桓温伐蜀的部属，也曾立下功勋，大抵是对桓温在平蜀后的留守安排不满，又或者在野望驱动下想学学刘备、李雄，尝尝割据蜀中的滋味，因而悍然杀征虏將军杨谦，取涪城、巴西自立，割据自立，距今也四五年了。

    这几年间，各路普军也曾尝试征討，但梁益之地初下难定，桓温又返回荆州，普军难尽全力，自是无功而返，反而让区区萧敬文猖了这么久，成为横扼於梁益之间的一颗毒瘤。

    而此番，桓温显然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萧敬文这颗毒瘤了，甚至不惜从荆州调兵，以增加平叛实力。

    用桓温的话说，这也算是为北伐关中做准备，等萧敬文平定，梁益二州道路打通，梁益之资眾足以对关中造成巨大威胁，至少也能起到足够的牵製作用。

    其三，则是桓温忽起一念，他决定遣使往长安謁见苟政，向其討要传国玉璽，哪怕早已形同陌路，至少苟政还没有彻底与普廷撕破麵皮。

    有姚襄威胁在侧，苟政应当会认真考量一番的，万一成功了，传国玉璽在桓温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可比苟政要大多了。

    若不成，在將来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伐苟”藉口了...

    在桓温的“老谋深算”之中，终是选择按兵不动，魔下文武，难免失望情绪，如主簿习凿齿，在会后就实在忍不住指责桓温，说他私心太重.....

    当然，桓温那“精致”的保守，也未必就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因为此次苟姚之爭，结束得远比任何人意料的都要快，並未形成像去岁苟符那种旷日持久的战。